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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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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理论  

2008-11-13 11:50:45|  分类: 课程教学与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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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认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总是在不断发展演进的。并且,他还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性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当然,他也不排除剧烈的非连续性的制度变革的存在。但他认为,这种非连续性的剧烈变革不仅不是制度变迁的常态,而且它也只能是发生在正规制度的领域中,而不能发生在非正规制度的领域中。非正规制度的演变永远只能是渐进性的。

那么是什么东西引起了制度的变迁呢?按照诺斯的说法,引起制度变迁的诱因,是相对价格与偏好的变化。 

所谓相对价格的变化,是指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等。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影响人们行为的利益关系)和谈判能力(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而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则又会诱发人们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

偏好的变化是导致制度变化的另一个诱因。不过,偏好的变化往往也与相对价格的变化有关。也就是说,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理想、风尚、信念和意识形态等,从而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使之合理化。 

例如,在体力还是生产的最主要要素的时代,由于男人是生产的主力,因此,男尊女卑观念的流行便是很自然的。男人是家庭的当然家长,并且家庭的财产也应当由男人来继承,因为女人没有维持和积累财产的能力。女人也不应当参政,因为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生产,而女人没有参与生产的能力。但是,当技术高度发展,体力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以后,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妇女们也会逐渐对这种过时的社会观念产生反感和提出挑战,从而男女平等的观念就会逐渐流行起来。

那么,是不是只要存在制度变迁的诱因就一定会导致制度的变迁呢?答案是否定的。关于这一问题,制度变迁理论是用制度均衡的概念和原理来解释的。所谓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在所有当事人的谈判能力给定的条件下,没有人能够通过改变现有制度而获得好处。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制度便是稳定的,不会发生变化的。不过,说制度处于均衡状态,并不是说在现存制度下,人人对制度都是满意的,而只是说,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为改变制度所须付出的成本大于其预期所能获得的收益,因此没有人愿意去致力于制度的变革。而只有当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人们致力于变革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均衡才会被打破,从而制度才会发生变迁。 

此外,制度的变迁总是要由一定的行为主体来发动和实施的,而这种推动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就是那些能够从制度变迁中获得利益的社会群体。制度均衡能否被打破,除了取决于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制度变迁主体实施制度变迁的成本的高低。而后者又取决于利益变迁主体能否形成有效的组织。组织是否有效,主要是看它是否具有变革制度所必须的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即所谓制度创新能力。而在制度变迁主体的制度创新能力的形成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又是至关重要的。不过,这里所说的企业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从事技术革新的企业家,用诺斯的话来说,他是一种“政治企业家”,即从事包括政治制度变革在内的制度革新的企业家。这种政治企业家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是他能够更敏锐地觉察到制度变迁的收益所在,有能力发现最有效的、成本最低的变革制度的途径,并且拥有一种致力于制度变革的胆略和激情。

从学术流派上讲,诺斯的理论解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很多不能解释的方面;从思维方式上看,制度变迁理论改变了传统上人们关于构成一个国家主要变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因果关系的看法,并且大大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整合。我一直相信,那些能带来思维方式革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一种最重要的贡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这种产生于本土化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解释异域制度变迁时遇到困难;即使在解释本土化制度变迁中,由于只侧重于连续性变迁方式而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时刻,理论的适用性也遇到挑战。由于这种缺失,必然忽视了非制度性观念与非正式规则的不同。遗憾的是,直接来源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制度主义虽然注意到历史关键时刻并对之进行研究,但是基本上都是就制度而论制度,依然不能摆脱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的思维,因而不能解释新的制度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因此,要更好地解释制度变迁,诺斯的理论需要嵌入建构主义的基本假设。这样,在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中,作为制度化的观念可能是正规制度的拓展与延伸;而在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中,甚至是在连续性制度变迁的大变革中,作为路线图的观念则不仅可能促进正式制度的创新,还可能改变着非正式制度。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会给中国改革者在改革思路选择上提供那些启示呢?大概以下两个方面值得考虑:

第一,诺斯关于“私有产权的明确界定与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西方市场经济兴起的根本原因”的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然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使私人收益接近于社会收益。根据这一思想,中国的经济改革思路似乎就是充分和明确界定私有产权,并依此为基础,在中国社会内部培育出一个完备的市场体系。可是,在这种抽象的改革思路形成之时,潜伏的使得这种改革思路注定要失败的两大风险倾向也产生了。第一种倾向认为私有产权总是有效率的。但是这种私有制与作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的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有重大区别的。因而联想到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产权的充分而明确的界定(国有资产私有化)并不一定有效率。事实上,“产权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绩效问题的充分条件”,因为经济绩效还与资源配置有关,即与一个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有关。第二种倾向是认为产权结构的发明与设计必须能够使国家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即“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种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者有可能作出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根据斯密、哈耶克等人的分析思路,私有产权的形成不是人为的,私有产权是在市场本身发育和生长过程中得以内生的,私有产权的形成并非像诺斯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国家统治者的简单设立、界定实施的短期过程。从这一观点来看,中国目前改革关键不在于产权的充分而明确的界定,而在于“内生于市场机制的专有财产制度的生发、型构、晶化和定型的社会进程”。

第二,“路径依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在中国的改革中,中国的杰出的改革家和领导人运用了“路径依赖”的理论,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以渐进、温和的改革方式,组织和领导了中国的改革。20多年改革的经验证明这种改革方式是正确的,它顺应了人们的心理协调过程,避免了社会的动荡,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定。由此可见,诺斯的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思想,对中国目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极有积极意义。而诺斯的关于“锁定效应”的洞见,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先不搞存量改革,而是先搞增量改革,这是为了避免“路径依赖”的阻力。

赵洋 03008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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