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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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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和郎咸平是“中国人的良心”吗?  

2008-11-13 16:09:35|  分类: 时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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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这个题目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也估计到我的这个提法会受到众人广泛指责。但是还是写出来吧,供诸位批判。

记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家俊老师非常推崇陈云同志的经济理论,受此启发,也去看了相关的文章,觉得很有道理,相当于治家之道中所说“量入为出”。但是仔细考察了解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发现,陈云同志的理论没有被用过,到是我们的邻居——苏联的计划经济严肃认真,每年人均粮油多少,住房面积多少,受教育程度增加多少,等等,而且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恰如斯大林所说“计划就是法律”,蛮像陈云同志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结果呢?

这里来评说一下两位先生:

首先是吴敬琏先生,老先生被冠为“吴市场”,从他的80年代——最早期的与科尔纳对话开始,始终强调改革的系统性、公平性和有序性。他老人家今天所强调的仍然是这些,比如,要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

其次是郎咸平先生,郎先生用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加上行业和国情分析,揭露了一个个罪恶的内幕交易。现在,他用波特理论,论证了我国正处于全球产业链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许多实体性产业非常脆弱,经不起冲击,因此要爱护民营企业、要鼓励和扶持他们获取更具价值的竞争地位。而现在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各种措施来扼杀民营企业。

吴先生讲的是真理,真理是驳不到的,同时真理也是要捍卫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从来没有一次按照吴先生的真理来做,那么这个真理是否会有些问题呢?不管这个真理的操作是阶段性的、有序实施的,还是系统的或是先进的,全世界恐怕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民族,有这个能耐,如此理性地去处理发展问题。

郎先生则是讲事实,事实是铁打的,铁打的事实不容歪曲。但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执政层、操作层和老百姓所感受的、所熟悉的是另一种事实,你要他们按照郎先生所说的去做,会做吗?谁来做呢?谁能保证这种事实走向另一种事实的过程可以尽快成功呢?

我想说的是,转型社会的成功与否,就在于是否善于把握和处理好转型社会的复杂性。今日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如此之长封建社会历史和习惯的国度,又是一个以往的种种信念和道德正在涣散的社会;是一个长期以来靠大量投资拉动和带动增长的格局,又是一个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干部们和当事人都处于高度紧张、忙于应付的状态,转型的复杂性尤为显著和突出,加上复杂敏感的国际社会经济形势,把握恰当时机、有效整合资源、使形势朝着有利于转型的方向发展,极为重要。

我坚持认为,“基于事实并从事实出发”是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的最主要原则,我们要继续坚持不可动摇。根据中国的情况,“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急躁方式不可取,基于市场理性和愤青(包括文青)态度来处理改革开放和社会问题更不可取(比如,劳动合同法)。今年上半年以来,大家的批评、不安和烦躁基本集中在“劳动合同法”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信贷控制对中小企业的冲击、政府和房地产界对农民和城市居民利益的侵占等问题,但各位是否想过,一旦执政层在那时没有想清楚之前,就有所动作后,说话的各色人等会出于各自利益的盘算,开始各说各的话了,尤其是地方政府。最近的中央举措,被全球认为是大国风范,就是中央把握了一个很好的时机的例证。至于这次地方政府会怎样做,会不会出问题,我看还是照样出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这次的大规模投资是在做些发展转型的事情。可以说:GDP+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因此,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普惠性机制的建立极为重要。目前的投资加大的重心,在于改善区域性的基础设施、民生和增强信心。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可以说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化。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在中国,任何人、任何组织都要通过实践学会善于识别和把握时机所带来的机遇,为国家和人民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前一阶段的有关实践,确有许多不当之处,但可以理解为一种尝试。这恐怕也是对吴先生所期望的那些系统化思想和行为的一种讽刺吧。说句实话,执政层和各级组织就这样的觉悟、能力和水平,先进的玩意听听可以,做起来很难,因此有必要要充分尊重并有所改进历来的改革开放的发展惯性和路径,才是正道。

今天,单纯地继续以往的激励机制不灵光,后遗症多多,无非是提醒大家,那种靠激励民间、然后政府可以坐收其利的方式要改变,政府借着民间上交的财力壮大自己的目的只能是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别无他论,财力不够,可以慢慢来,财力到了,就要为人民做贡献。其他人等,也是这样,企业家们和各种新贵们不能说“这是我应该得到的”之类的话了,你得到了,你首先要想回报社会。正因为你先得到,所以你应该有此觉悟,多多回报社会。

如果说4万亿投资是否会诱发新的通货膨胀,倒不如说,现在的官员,被社会和老百姓骂得够呛,很想做些利民的事情,现在机会来了,让“我等”来有所作为吧。这种心态,恐怕是官员们普遍的心态。再说世界普遍不景气,我们确实反过来可以利用洋人们的恐慌了,包括民生、就业、交通、卫生、福利、原材料、能源、技术、资金、标准、市场、管理、教育、环保、健康、服务,等等。这些都是要投入才能逐步改进的啊!君不见,我们总是喜欢拿国际先进来和我们比较吗?这没有投入从哪里来?但是没有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压力,就不能这样做,因为时机未到。

不管如何,在这新的一轮转型阶段,我们每个人都要调整下心态了。比如,过去说“与时俱进”就行了,现在不够了,还要加上——“识时务者为俊杰”。王石先生足以“与时俱进”为骄傲吧,但他不识时务,尽管他是一个有着现代社会观的好商人,但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不识时务”,交了白卷也。现在更应该对中央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说,中央给了你们机会,世界给了你们机会,请好好珍惜,为人民服务。至少这次大规模的投资方向和力度与以往有所区别了,强调效益和民生为重。

结论是,应该继续欢迎吴先生、郎先生这样的“良心”发挥着批判性的作用,甚至更为影响力的醒世作用,但也要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恰恰与两位说的不一样,有着极强的路径依赖特性,因此要把握时机,这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但必须去做,靠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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