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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毅的博客

组织与战略

 
 
 

日志

 
 

拜托,做些有趣的事情吧!  

2008-05-18 15:57:37|  分类: 管理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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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年底,“管理学的批判力”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距今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此书在管理学界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中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就最近的国内管理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博士论文来看,中青年学者对组织理论的了解和应用正在逐步深化中,我对此感到欣慰。

可能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为什么我对组织理论如此感兴趣,这绝对不是我有社会学的情结,也不是想去赶什么时髦,或者对制度理论有偏爱之嫌(有人称我是,Institional Guy),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组织理论将组织视为一个开放性系统来研究,从而使我意识到,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才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所在,组织对环境的遵从与组织同构化的过程、形式、内容与机制才是管理学者所要研究的重点,而非现在管理学界主流所遵循的“差异说”。只有这样,管理学科才能走向科学化。这就是说,策略、对策永远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它不具备规律性,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那么管理学不会具有科学性。然而,组织行动策略的来源——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却是可以有根可寻,有因可循。因此,新制度主义为管理学者提供了一个“由一般到具体”的研究途径。

我曾经说过,国际管理学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陷于“权变”、“情境”、“本土化”等等情结上而不能自拔,同时全球的人文科学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经典注解式的、概念争辩式的学究作风转向价值创造式的、理论建构式的后现代思潮,从而引发了知识的革命,进而对现实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战略管理的前辈——安索夫的思想与这个潮流相符合,即战略来自组织与环境互动的定义。可惜得是,管理学主流并未在此基础上有所进步,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现在,虽然管理学者对经济学家的模型很不服气,但经济学家的理论建构能力明显地强于管理学者,比如,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竞争优势以及国家竞争战略和优势的学说,其理论的建构能力远远大于其对纵段产业数据的整理和分析能力。可以说,管理学者的失败原因源出于此。

今天,无论管理学者在共同演化或复杂性等新方法上如何下功夫,恐怕还是不能超越经济学家,比如上述的迈克尔·波特先生。

这又回到了科学学的原点上——知识的科学来自范式化,而范式化最需要演绎化。即所谓的“我思,故我在”。我们管理学者在博士学习阶段,就缺乏较为扎实的理论训练尤其是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大家都喜欢向统计学、心理学等学科借来许多方法,博取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在排名较前的管理学术刊物上发表大作。请问如此下去,何以超越经济学家呢?我曾经开玩笑,我们花了很多力气,用了好多方法,结果来了一个波特先生,一下子把我们打蒙了。

现在,对我们来说,哪里还有“我思,故我在”,只有“我发表,故我在”。

正如日本长期雇用制并不是后来人说的是当时的日本企业决策层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在当时,美国人在日本推行西方民主,制造出强大的工会,来对抗政府和企业。在此压力下,新一代的日本企业决策层,出于照顾往日一起工作的兄弟姐妹的情感,以顺应当时民主化的挑战,做出了长期雇用制的制度设计,直至今日。实际上,今日的国际管理学术界的标准化、规范化和规模化也不完全是什么学术进步的结果。有人告诉我,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学生造反,学生喜欢闹事而不喜欢读书,学校以往自由自在的学术规范也不再具备约束性,因此需要一个新的规范,这就是流行了40年的研究实证规范和论文发表制度。今天,出于美国人利益的需要,这套规范和制度又在当时遵循这套规范和标准实践的一流美国学者(请注意,不是现在的一流,而是当时的一流)努力下,向全世界推广,形成了今天人人皆知的国际化的学术规范和标准,也算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我想在这里强调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很多在西方顶尖高校学习和工作过的国人,除了学习和掌握了这套规范和标准之外,更多的是看见,“我思,故我在”的知识创造过程。这就是我说的欧洲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也是西方学者追求自由的个性使然,已经开始部分地为力图保持学术严肃化的美国学者所接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的顶级学术刊物看到了,那些具有前沿性质的、甚至有点离经叛道的学术论文。我认为,这就是件好事!说明管理学开始回归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

记得去年我在北大战略管理论坛上发表“红头文件何以以言行事”报告时,主持人谭劲松教授盯着我看了会,说道,“你们的东西,过去是不能上论坛了,现在可以了”。我的回答是,“我觉得我的研究有趣,给大家说说”。我猜,他是将我当作“阿西默多之类”来看待了。不过既然国际大佬们已经不再反对了,所以我还可以有个发言的机会。

其实,国际管理学界的诸位是否明白,你们已经脱离主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

国内管理学界的问题,还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是“学术自由悲哀”,老一代人在叹息,过去的大学一去不复返了。你看看,50岁以上的学者在谈论“大学的性质”的时候,蔡元培、马相伯心态跃然纸上,正所谓“今不如昔”。事实上,全世界的大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陆陆续续地跟着美国人转轨了(可能中国做得更过分点),这些先生对此作何感想?

其次是“权威意识作祟”,目前主要的学术权威,主要来自国内教育部指定的“key key key universities”。这些权威,在地位、声誉、资源、关系、信息、行政等方面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圈”和“壁垒”,老板们拥有了连那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度远远不能比拟的团队(我在国外看到名人,就是他和他的几个博士生在一起,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大的实验室及其密密麻麻的“工作蚁群”),一篇接着一篇的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整个一个“帝国”作派!还好在北大光华,没有这样的状态。从领导到基层,大家各司其责,各尽其责,该做研究就做研究,该做服务就做服务,该让老板们开心就让老板们开心。

对比起来,综合性大学要比工科大学自由气氛好得多,所以拜托,最好不要再以官方的那些指标来衡量大学中的管理学科的先进程度了。

如果这就是国情,拜托,还是不要这样了!

再次是,“本土情结至上”,这是一些人企图向现有的学术规范与标准制度攻击的“有力武器”。至于这些武器是否真的“有力”,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其实,学者就是这么一些人,在干些自己和极少数人能明白的事情,仅此而已,而且是以此终老。如果外部环境不允许,那么就干些“理论联系实际“的事情吧。

但是,应用组织理论于管理学的研究,确有个转化的过程。比如,在我们的科研成果中,胡美琴老师将合法性、资源基础和战略选择等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管理学意义的研究视角,这很好嘛!

这就是说,我们要遵从的是组织理论的思想,因为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结晶,是优秀中外哲理在当代的传承与体现。同时我们还要将它与其他理论或学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适应管理学研究的特定需要——规范和标准要“精确化”。

20多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社会网、组织生态等组织理论的新学说为社会科学界有关学科所接受,各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在丰富化。

在管理学界,将组织理论和传统的管理理论相结合,社会化、制度化和关系化的层面因素被吸收到管理学的学术研究中,使管理学界有可能直面那个在全世界一直在争执不休的问题——管理的“情境导向”和“本土化”。对于中国管理学者来说,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环境压力以及组织的回应之间的关系,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

所以,拜托,做些有趣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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