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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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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Vs. 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  

2008-06-12 18:08:31|  分类: 时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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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博客援引了“南方周末”的文章,该文主张少来点鲁迅和柏杨的自我审视,多讨论些制度建设问题。因为,凡是人,都有“人格缺陷”。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我们不应该老是停留在痛苦的自我审视中,而应有所作为。

此说,有道理也,我在博客中也加以附和,希望网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对民族性的自我批判该告一段落了。另外,也不要在公平正义占主流的时代背景下,别再搞什么误导年青人的“企业家崇拜”了。

但是,真的要搞制度建设,并非那么容易。

其中,最为有意思的地方是,制度建设需要怎样的指导思想?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表示,制度建设还是要和思想解放结合在一起。

恕我直言,现在的思想解放,恐怕与我们每个人(无论官民)的自身思想解放——自我思想调适直接有关(我就不用自我审视这个词了)。即,这次的思想解放,与每个人都有关,大家都要学会在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学会做出自我选择,而党和政府可以因势利导,在呼唤公平正义的时代强音中,有些实质性的进步。

下面,我想通过一个讨论来加以说明。

凡是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事,往往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中国的事,往往又是“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

于是乎,产生了一对矛盾: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Vs. 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

如何解释?

这里,先来说,“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这档事。这通常指,“应该做的事情,过去没有去做,现在要去做”。比如,外国已经如何如何,中国基本没有,因此要赶快去做。又比如,理论界、舆论界、社会或者网民所批评的那些事情,尽管各自的角度不一样,有的说的很有道理,有的只是乱骂一通,实际上指向都是一回事(大家相互间又在指责,比如,张三可以这样说李四,说话都是很漂亮的,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但如果政府采纳了,则往往不是走过场,就是荒腔走板。找找原因,你会发现,越做到深处,涉及到的人和事越是复杂。于是,考虑来考虑去,所实施的方案和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

再来说,“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那档事。这通常指,在现有基础上做些调整或者改进。由于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改进,而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外人听起来可以说是很大地不明白——怎么会复杂到这样的程度?而里面的人则能很快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和感想,可以立马想出个对策,往往很灵光。

为什么有些事“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另外一些事却又“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呢?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首先,这与人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规范有关联。在现实中,人们讲究的是,做事既要在理,又要合情,光有理不行,还要有情;做事错了,输了理,但只要还能讲情,也可以原谅。比如,王石说了那句著名的错话后,连着道歉,最后媒体也将他多年来无声无息做的许多善事曝了光,网上的指责声也就少多了。网民中不少人开始反过来指责抓住王石不放的人,认为,抓住人的一两句话不放,这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现。

其次,这与国内改革与发展的渐进性有关联,渐进式的改革不可能为“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提供良好的实施环境,反倒为“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提供了现成的基础。这样,大家都知道,下一步可能达到怎样的水平和程度。比如,增加对弱势群体的补助额度要比马上推行大幅度提升的救济金制度可行度大得多。这样,逐步的累进发展到一定程度,情况就会发生较大的改观。

接着,我们来考察两者的特点:

“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是按照“应该”、“必须”或“要”等强调价值和道德指向来推行或实施某事的过程中,这是所谓的“在理”,其原则性强,似乎是长期目标导向;“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则是,做事的人明白,世事无绝对,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白猫黑猫都能抓老鼠,水至清则无鱼,人总是有缺陷的,凡事有利必有弊,等等。

这样看来,从人的认知水平、行为规范和制度惯性三者加以考察,“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不如“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

这样看来,这两种做事方式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两种制度建设观。从“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入手,逐步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特别参与到和他们息息相关的制度建设中,可以形成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也符合民主化是一个渐进过程的趋势。现在的我国法律条文数量,在全世界都算得上名列前茅了,但可执行性究竟如何,仍然是个大问题。很大程度上,这许许多多的法律条文,是由精英、专家和官员制定的,老百姓参与度很差,对法律条文处于大部分人不清楚、不了解的状态,彼此间又有所冲突。

其实,这两种方式不仅是中国人的两种不同的建设观,也是外国人的两种不同建设观。这与国情没有关系啊。不但不是,而且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和组织管理思想。

这样看来,前者从头到尾讲的都是“正确的道理”,后者则在累进的基础上,逐步积累自己的经验教训,从而显示出对社会理解和把握的成熟性。

希望我们的管理学者们,知识界的“冷眼看世界”的名人们,想想是否是这么回事。也学学换个思维角度吧。换个思维方式搞科研,教书育人,相信一定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且还会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以超越现实的种种束缚。别再要么今天赞扬某人很伟大,结果第二天某人就出错;要么站在“伟岸”上指手划脚,或者“严肃”地审视自己,深刻检讨本民族的劣根性。如果能够把满脑子的“应该”、“必须”和“要”抛掉一些,相信这社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不仅能做善事,而且还能做“能事”以造福于社会和人民。

我很奇怪的是,那么多的人在指责王石的同时,主要是在指责他在关键时刻缺乏社会公德(我相信,按照王石历来为人处事的道德价值观,这点王石是绝对不会接受的),而不是指出他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平正义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王石的公司治理观也要随之改变。

所以说,我也希望,让网民们有机会加入到社会实践中。如果他们缺乏机会,政府和社会应该创造机会。让他们来参与。不要什么都是由官来定,官定得再好,没有基层的参与,你们心目中的基层永远是些不讲道理的“刁民”。

结论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的背后,是教条主义在作祟;“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的背后,是实事求是在闪光。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就是这条路,也是中国民族性中的生存观及其合理性所在,只是知识界和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在新的形势下,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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