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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毅的博客

组织与战略

 
 
 

日志

 
 

素质不是什么好东东  

2008-07-11 14:55:35|  分类: 管理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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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这个词,在国内的各个组织和机构中,甚至在个人的文件中几乎天天出现。根据词义及其词用来看,素质应该是后天形成。比如,一个人在十岁的时候,说要提高素质,大概和他要获得好的成绩、好的表现有关;到了工作后,则可能与他要提升自己的工作业绩、人格修养、道德风范等有关;到了七十岁,还可以说,要进一步提高素质,比如,要知天命、宽厚待人,等等有关。如果别人说你、你所在的团队、你的家庭、你所在的小区的问题,也可以用素质来替代。你也可以用素质来形容他人或他事,比如,“什么素质”、“素质差”。目前的群体性事件,也可以和素质相连,比如“刁民素质差”。良民与刁民之差异,也在于,素质的高低。即便在大学里,一些年轻的干部,在讨论工作的时候,也会在公开场合很自然地流露出,某些老师和学生“素质”太差之类的话来,活生生的一副流氓大亨的姿态。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也会很无奈,以后当心点,“识相点”,不要被列入到“素质差”的行列也。

不是很明白“素质”这个词的来源,好象也是舶来品——日本货?他们比较喜欢说,品质、质素,等等。韩国人用不用这个词,估计也会用。还有就是东南亚和其他东亚地区,用不用这个词?我估计,东亚地区使用素质一词的比例很高,尤其是在中国,使用频率更高。君不见,在各种文件和讲演中,“要提高----素质”的频数之高。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相信“素质”比较少见,哪怕是非洲这样的落后地区。

我的疑问是,这个词是否具有潜在的对人的不尊重?或者使人感到不舒服?比如,原来你样样比我好,是因为素质比我高。我总觉得,这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有点高高在上,你必须服从我的感觉。

那么,素质为什么在我国使用频数如此之高?

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在社会和组织治理中,不太相信或者说不太放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民主化作用,因而借助精英制定出各种法规来约束民众,民众无参与权利,只能一味遵守,加上地方上官员和职能机构人员“素质”差,执行中的冲突问题就很大,现在是越演越烈,所以“素质”一词会频频出现,以至于现在不敢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个词。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影响,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道德因素的考量,但是社会道德因素的考量往往并不体现社会大众的参与,而由官方和少数精英来制定,这就要求社会大众来提高素质,以顺应变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中化的决策便于迅速实现发展和进步的目标。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集中化决策要逐步通过民主化来实现,否则就不是发展和进步,反而是对社会大众利益的侵害。过去我们讲,改革会形成利益集团,那里面是没有老百姓“利益集团”这档子事的。现在,不说不行了。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过去改革开放在沿海地区要比在内地成本小得多,无论是基础,还是传统,社会相当容易接受改革开放及其代价,有的地方甚至没有失业的概念,不但没有,还要从内地每年招大量的劳动力来满足本地发展的需要。所以,地方政府敛财、房产价格急剧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上涨,甚至连官商勾结这样的事件,社会大众尚能有一定的容忍度。比如,现在,珠三角地区的政府之所以在现在敢于对一些产业实行驱赶政策,不仅在于其财力雄厚,而且在于民间具有一定的认同度,不认同的只是一些产业的企业主和外来民工,本地人的不满声音甚微。据我在广东一些地方的观察,民间认为,政府这样做有他的道理,只是要多注意方式方法。这样看来,能否实现广东产业转型,有的还只是担忧,而非激烈的对抗行为。

但是在各方面基础度较差甚至很差的内地,如果一味讲加快现代化步伐,则势必会在地方政府还没有获取足够的权利性资源和要素之前,首先就要对民间进行原始性的掠夺。在这种情况下,讲什么刁民意识、素质改造的观点,加上权力机构的强行实施,群体性事件自然会发生。这次贵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实例。

其实,中国老百姓是很好说话的,据报载,贵州事件引发原因之一是当地政府在处理经济开发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与民间的土地征用费用,以至于引发民怨沸腾、帮派势力横行。换言之,只要政府和民众有较好的协商过程,问题不难得到解决。这就是中国管理实践中,讲理和讲情并重的重要性。

但是,现在的内地政府在开发建设中,尚未能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内地如何发展,是否还是借鉴沿海的做法,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值得推敲。比如,我在内地,常常听到的是,城中村的改造项目就有很多的冲突。一些内地城市,领导之气魄,道路之宽大,征地之宏伟,建筑之豪华,远远超出沿海城市,这里面的官民对立和事件冲突,可以想象。

因此,我们看到,素质在中国,使用频数如此之高,一个主要原因是,由来自上层对中层或者下层的压力,或者说中层或下层对中层或上层的对立所引发。

据我观察,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力度大小及其效度优劣,与各级政府手中的财源丰贫程度有直接关联(或者说是高度的正相关),而且从来就是如此。每当政府手中财源不足的时候,甩包袱现象开始出现,比如,承包制,双轨制。而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互相谈判财力切割的时候,上市公司的配额数、重点建设或者引资项目的布点、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限制或放开、综合性改革试点权限等等均可以成为谈判的砝码。

因此,当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获取或使用到相应权限后,往往急于推行相应的政策或措施,以谋取最大的收益,这时候就会出现地方政府强行推行其政策或措施的状态,就会号召中层或者下层,要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顺势而动”。既然如此,下面当然要“提高素质”,加强学习,等等。

但是,这种资源和要素的生产和分配的权限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有些可以深化,形成政府及其所在地区的合法性资源,可有些却在消失或变更,这更强化了各级政府的工作力度,力图以各种手段(政府称之为“抓手”),加大加快力度,使尽可能多的资源和要素成为政府及其所在地区的合法性资源。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各种手段来抑制地方政府的无限制扩张,至于采取哪种手段,主管方主观上认知到何种手段有效就用上,而与教科书的市场调控或者某个外国政府的治理经验无关(郎咸平教授说政府靠经济学的本科一年级水平教科书治理产业和市场,我的看法是完全不是这样,中国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管控过程要比西方博士论文复杂得多)。

与此相呼应的是,在这次在中山大学的研讨会上,美国德州农工大学郑路的研究表明,与政府的关系紧密程度,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当地企业能否获得上市资格,而公司上市后的绩效则不取决于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反之,关联交易、兼并收购中权钱交易、掏空上市公司等诸多问题则与该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关系有关连。

这种治理方式,对于各级政府官员和利益既得者(包括外资、民营企业等),甚至包括学校、医院等社会性机构和体制内的个人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正“与时俱进”即可,总可以从中获益,剩下的问题就是对能够获取多大利益的权衡,或者说在体制内,由于有的组织领导层能做到“与时俱进”,可以得到较多的资源和要素,有的组织领导人糊里糊涂,那么得到的资源和要素自然就少些。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许多地方,老百姓埋怨村干部与政府谈判要价太高,结果是“篱笆还是那篱笆,牛还是那牛,羊还是那羊”,“人家村里每家都拿到了几万元钱,就俺村啥都没有。”你看,农民都实惠(异化)到了这个程度,哪里还有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土地意识”呢?

这就是Andrew Walder十多年前的观察所得——“政府即厂商”。也可以说——“政府即家长”,从而形成了中国改革的独特性和特有的演进路径——在依据可以调节、可以收放的弹性原则所给出的分权制度下,由各级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据报载,中国政府的效率已经进入到世界政府效率前列)。因此,为了发展的顺利和总体上能尽量平衡各利益阶层的诉求,能够纳入政府可控范围的各种尽量予以纳入,从而就会出现一个庞大无比、层次繁复、越精简越繁杂、越战越勇的政府。以至于在平时,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都要先搞清楚,说的是哪一级的政府,还有就是哪一级政府中的哪几个机构?更近一步地,还要搞清楚哪些机构中哪些人可以做什么事,彼此间关系如何,哪些人是官场好手,哪些人是喜欢干事的,各自有何特点和缺点,具体的规则是怎样的,等等。相信对中国感兴趣的老外听了后,会被吓晕的。普通老百姓则对此根本搞不清楚,也不会关心,于是也就会闹出点事来。

如果不带偏见,仔细想想,在背负着古老历史包袱的中国,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庞大的政府领导下,居然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因何在?

说句实话,要大家对政府不带偏见,实在很难,因为大家至今对政府的工作效率非常怀疑。但事实就是如此,在大家指责的那些白天忙于开会,晚上忙于应酬的干部们领导下,成就继续斐然,而且成就骄人啊!

原因何在啊?

从“包干制”解决农民饥饿问题开始,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按照“尊重现实或者说是基于现实”的思维方式来实施改革,从而步入了渐进式发展的轨道。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之所以有效率,就在于能够承认现实,并采用“最小成本法”来制定和实施改革方针,是为中国改革成功的治理方式所在。“摸着石头过河”之所以能达到利大于弊,也在于此,伴随而来的则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就是说,理论也是根据现实需要展开的,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在该理论成功的同时,它必然会带有局限性的痕迹。因为它也只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解释和诠释。这样看来,“尊重现实或者说是基于现实”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有说服力。如果我们在这一轮新的思想解放中,继续坚持“尊重现实或者说是基于现实”来纠正现有的过失,那中国又会在“强国之路”上大步前进。

因此,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来破解被大家认为效率不高的庞大政府领导居然会获得巨大成就的难题了

,这也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理性所在:那就是始终如一的“尊重现实或者说是基于现实”。

从整个改革的进程来看庞大政府的治理方式,基本上可以说,大体上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中国政府的特殊的治理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最小成本法”已经无法按照原有思路实施,如何处理好既得利益者和利益甚少者或者利益受损者之间的关系了。况且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政府不能再一味通过制造新的利益获取者来推动社会进步,这就要求,政府能够做好利益平衡。

因此,我主张,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在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尊重现实或者说是基于现实”信念的同时,还要加上一条——“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至于工作方式,我看,老方法很有效,那就是,微调而不是激进,整体性部署而非局部“摆平”就非常重要(现在流行的摆平,很有点流氓意识和作风)。

其中,如何贯彻体现和代表并推进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为关键。

当前的矛盾是,要从政府即厂商转化为政府即服务,很难。

如何理解?我说句玩笑话,就是,政府的“素质”太高,民间的“素质太低。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的权利在继续加强,甚至是得到了更大的强化。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的挑战是,不是民间要提高素质,而是要让政府和既得利益者来提高素质,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要领导者和既得利益者自己来提升自己,压力从哪里来,压力是否足以让他们提高素质?真的值得怀疑。政府职能转化说了多少年,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进展。富人和精英分子如何提升自我修养,以身作则,以回报和关怀社会和弱势群体为己任,而非炫耀“我本穷人,奋斗后才有今日”,或者“穷人之所以是穷人,因为素质不高”之类的胡话,我看压力不够大。

我从来认为,没有监督,没有透明,没有网络、没有质问,官员还会对老百姓指手划脚,趾高气扬,群体性事件会越杨越烈。在这方面,来自民间的监督最有效,比纪律监察部门谈话更有用。令人欣慰的是,胡总书记与“人民网”网友对话,至少给出了一个信号:要搞好中国的事,就要尊重民间,而非让他们去提高“素质”。

对此,对于中国的管理学人来说,光讲渐进式改革阶段的管理现象或者说是转轨阶段的中国管理现象只能是“盲人摸象”的感觉,不足以演绎成一个有说服力的机制性假说。这对我们导入“制度性环境与企业的战略选择”研究视角是个极大的挑战。

前几天,在飞机看到报载有对樊纲的访谈,他还停留在对中国体制改革早期成功的赞扬上,比如,早期的改革中政策的变通,并没有讲出变通为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机制。诚然,我们现在缺少灵活的变通,但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什么来继续体现中国的改革精神呢?

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有的强调要建立既有公平又讲效率的市场环境,有的则坚持产权明晰的重要性,有的则会对某些调控手段提出不同意见,或者出现一些“左派人士”对现行社会经济问题的指责,但很少会出现科尔奈这样的较为冷静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经济予以机制性的论证,并具有一定的远见和可预测性。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们大多是对策论者,这对中国管理学人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制度环境为视野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目前,要面对的问题是,当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继续强化中,所引发社会问题的时候,现有机制不具有灵巧的反应,比如,信息可以公开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传播出去,对“素质不高者”或者“不愿提高素质者”如何处理,等等。另外,在与国际社会相处的时候,用治理国内问题的方式来讨论问题,或者只以利益交换为策略或手段,会带来较多负面作用和评价,这点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我看,中国的国际地位,要靠中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来改善。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素质一词不是什么好东东。

首先,从理论的分析逻辑来看,素质一词的使用当慎之又慎。

如果社会行为规范成为社会共识,那么这与素质无关,不遵守者要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组织制度成为成员必遵规范,那么这与素质也无关,不遵守者也要受到内部惩罚。

如果国民一再不遵守各种法规,那就要看看这些法规的提出、制定和完成过程中,有没有体现“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精神?

因此,受到惩罚者违规一而再,再而三,也不可以使用素质差来形容呢?我看也没有这个必要,就是就事论事予以惩罚即可。

其次,这里所谈到的素质,作为完全后天的因素导入到对普通国人的价值判断中,是不妥当的。

最后,在开放条件下,人的行为只能予以适当的调节,而调节来自环境的压力,大环境的变化要有更多的民众参与和认可,那种居高临下并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素质论”绝对不是什么好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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