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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毅的博客

组织与战略

 
 
 

日志

 
 

文献综述  

2008-10-21 13:58:23|  分类: 课程教学与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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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是汪志平,在上次的导师介绍中已经提及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日本的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及公司治理的国际比较(主要是日本,美国,中国)。汪老师近年来陆续在国内的研讨会或者杂志上发表过《日本的公司治理改革》,《日本的经营体系与公司治理》,《产业技术开发体制与产学合作的现状》等。我将在下面主要介绍一下日本经营体系的演变过程。

 

日本企业经营体系的传统特征

 

战后日本的企业体系,由以下几个互为补充的制度或习惯构成: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主银行制度,企业集团和系列,分包关系,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型工资、企业内工会等。

对于这些制度的互补性,已经有了很多研究(Aoki and Dore,1994)。这里将有关日本企业经营体系特性的制度互补性作一概述,以阐明日本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1. 雇用习惯

雇用习惯往往被看作是日本式经营的特点,比如终身雇用(长期在同一个企业工作),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等等。终身雇用的惯例,使得大多数员工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地位和收入都逐步升高。人事考核,不仅重视经验和能力,同时还非常重视诚实和信赖等主观的人物评价。

企业内工会,使得工会成员都属于同一个企业,那里的发言立即就会传到经营者那里,从而抑制了工会内部对经营者的激烈批判。工会蜕变为非正式的管理组织,在缓和劳资紧张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另外,日本企业的经营者基本上都是从内部提拔,董事和监事被看作是员工在管理组织中升迁的最高位置。

总的来说,传统的日本经营体系,为日本的经营带来了封闭性,同时也酿成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以培育忠诚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维持体系,被认为是日本式经营的本质(石坂,1998)。

 

2.相互持股

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日本上市公司的股票所有结构的特点是,大约70%被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法人持有,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比率也相当大。

1950年代,在企业集团的重组过程中,日本企业开始相互持股,60年代的资本自由化过程中,为了避免被外资收购,同时也为了维持股价,进一步增加了相互持股。到了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银行和企业都大量增资发行股票,相互认购。

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的本质意义,一是增加稳定股东以防止敌意收购;二是通过交换人质,抑制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长期继续交易活动。同时主银行的持股也强化了治理功能。这些关系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促进了信息共享和风险共享。建立稳定股东结构是财阀解体以后取而代之的企业集团的基本功能(橘川,1996)。

由于相互持有的股票,几乎长期不会流动到股票市场,这样企业经营者就从敌意收购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因为稳定股东们作为一个联合体,拥有了足以控制该企业的股份。1992年,日本的6大企业集团(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成员公司的最大10位股东中,属于同一集团的企业的持股比率,旧财阀系(三井,三菱,住友)达48.96%,银行系(芙蓉,三和,第一劝业)为29.68%,6大集团平均为39.32%(公正交易委员会,1994)。

这样的比率,在股份所有分散的情况下,已经足以掌握控制权了。事实上,到90年代中期为止,日本国内几乎没有发生过敌意并购的案例。

 

3. 主银行

企业的资金筹集手段,大致可以分为负债和股票发行。由于稳定股东的工作,使得日本企业从股票市场筹集资金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主要资金来源依赖于银行借款和公司债券的发行。特定的都市银行成为某个企业的主要自己供给者,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主银行制度(main bank system)。长期以来,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比率较低,但是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财务问题,一般认为和主银行制度有关。

主银行是融资对象企业的稳定大股东,因此放弃了exit的选择权,从企业来看,和主银行的关系相当稳定。但是,主银行又是该企业的主要债权人,融资对象企业的经营状态和自身的债权安全密切相关,因此不可能漠不关心,盲目保持忠诚。因此,主银行作为最大债权人,为了抑制顾客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往往会提高对负债比率高的企业的持股比率(汪,1993;宫岛,1995)。

 

4.. 对经营者的约束

 

战后日本的企业里,作为决策机构的董事会与业务执行上的管理组织重复,融为一体,董事会内部形成了以代表取缔役为顶点的层级结构,董事会成员的人事权事实上都为总经理(社长)或董事长(会长)所掌握。这导致董事会的治理功能空洞化。

通常认为,日本的公司治理,由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董事会成员基本上都是内部员工出生,董事会的治理功能丧失。对经营者的制约,主要是来自主银行的检查和监视的压力,以及负债的硬约束。

在主银行身上,作为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得到统一,主银行的发言(voice)成为对企业最有影响力压力。一旦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主银行往往提供再融资,并承接其他银行的坏账。这时,主银行对于经营者的选择和撤换都有强大的发言权。

对财务危机企业的救济,往往伴随着主银行对企业经营权的接管,原来的经营者就很可能丧失原来的地位。为此,越是财务状况不良的企业,经营者就越可能不愿意及时向银行提供真实情况。为了抑制经营者的这种败德行为,主银行通过监视该企业的结算帐户的动向,向企业派遣董事或者是兼任董事,收集企业的日常经营信息,来强化自己作为大股东兼债权人的地位。

 

90年代以后的股份结构、雇用制度、主银行制度

 

1. 股份持有结构的变化----外国人股东的增加

战后到1980年代为止,主银行是日本公司治理的主要承担者。但是90年代以后,股份持有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金融机构和企业法人的持有比率,在8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其后持续下降。特别是1998年和2002年下降速度特别快。

 

2. 逐渐消失的温情主义

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劳动市场尚未建立起互补的制度,企业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雇用调整。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员工基于雇用习惯的期待,对于员工的企业忠诚心带来了重大影响。随着经济萧条长期化,一方面企业的业绩低迷,另一方面随着员工年龄的增加,年功型工资制度带来人力成本负担增大,于是很多企业开始放弃年功工资制度,转向能力主义或成果主义的工资形态。这些动向,加速稀释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

随着年功序列的消失,终身雇用制度下员工进行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下降,导致维持企业内社会秩序的体系的瓦解。实际上,很多日本的年轻人开始重视和企业保持距离的生活,雇用形态多样化,劳动意识也变得多样了。这些动向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些需要熟练的技能变得难以继承而面临丧失的危险。

 

3. 主银行治理功能的减退

主银行制度的全盛时期是1960—70年代。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展,银行对于未来能够从顾客企业得到的超额利润期待降低,于是对于企业的监督动力也随之下降了。到了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股价和地价狂跌,银行的坏账(不良债权)剧增,自有资本比率下降,体力弱化,变得有点自身难保,企业也不再指望得到主银行的介入和救济了。

广田、宫岛(2001)对电机、化学、建设三个产业部门中陷入财务危机的上市公司的调查表明,主银行对经营危机企业的介入比率,1974—82年为32%,而1990—96年下降为13%。

 

今天,很多日本企业都在摸索连接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提高企业价值和业绩的最优体系。但是我们还没有确凿的有关公司治理和经营成果直接关联的经验证据。而且也没有找到一种约束经营者的最优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汪志平(1993)「日本における銀行の株式保有と融資」『証券経済』第183号。

[2]汪志平 《日本的公司治理改革》  2005年

[3]汪志平(1997)《日本金融组织和管理》上海远东出版社。

[4]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9(4).

[5]汪志平 《日本的经营体系与公司治理》  2006年

                                                                                                           周振华     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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