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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毅的博客

组织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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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格特教授所说,言之有理  

2009-02-28 16:35:01|  分类: 时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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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斯科特在“从制度上看变化中的中国企业”一文中指出,“一个在战争中形成的党派—国家结构被用来发展经济,结果出现了一系列独特的特征。------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作为一个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和个人自由的中立的裁判来运作的。它更像一个积极的运动员,努力促进和控制经济的发展。指导国家行动者和市民的规范有明显的区别:认为他们有责任为公众的利益做出决策和行动。这一点是他们的下级机构不能做到的。将文化认知的双重性分离开来,中国的文化信念明显强调机构—能施加影响的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对登记制度中的下级行动者进行限制—无论是在就家庭系统、组织中还是在国家范围内(W.Richard Scott,2004)。”

对此,我深以为然,而且认为这是国情所在。不管是建国的前三十年,还是建国的后三十年,我们实际上从未真正地有过任何的发自内心的信仰,不管是对计划经济,还是对市场经济,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在利用,一旦发现与我们的观念和意图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会毫不犹疑地予以干预和修正,而且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和结果来证明,我们的干预或修正是正确的。所以在西方人和我们这些饱读西方经书的人看来,有点甚至很不伦不类。

我理解斯科特的话有这几层意思:

1.执政党和政府是运动员,由于运动的需要,可以采用或者破坏任何有利于符合赶超利益的制度、规则、程序和习俗;

2.赶超成为全民的共同目标,不管是政府自己来计划、指挥和控制,还是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一起努力;

3.文化的双重性。我理解,西方是神---上帝的无所不在以及相对应的个人的选择自由;或者是,作为服务大众的政府和作为拥有自由选择和私人保护权的个人之对立。在中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的,人民对个人自由的选择要寄企望于政府。中国是自上而下的一体化,这恰与执政党和政府的资源动员和组织方式相一致;

4.中国的改革开放只不过改变了资源动员和组织的方式和途径,并没有改变其文化认知传统,或者说,我们的文化认知方式形式上有了变化,但本质上不会改变。

大部分的研究学者是站在中国现实或西方文献背景下来讨论中国的组织和管理的,有着较为强烈的民族情绪或者意识形态倾向,由此会流露出各种各样的担忧。因此,学术论文更像是一个劣等民族的“自悔书”,因而无法与西方交流。

记得2005年美国管理学会上,张维迎发言中所流露出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失望,使得国外学者不知如何与他对话。

我们实际上在告诉人家,不要来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认知系统实在是端不到台面上。所以,我们更喜欢用西方的文化认知系统来解释中国的现象。

其实,正如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所隐含的假设,中国企业三十年的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宏观形势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所谓“时势造英雄”。但是,吴先生在叙述了这一切之后,却提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企望,即何时才能在中国出现,具有自身持续发展动力的基业长青企业呢?

吴先生算是客气的,举目望去,对政府、社会、企业、经理人乃至个人指责的说法无穷无尽。

还好,还有人,比如,斯科特教授是冷静的。

当然还有许多人,包括费利根斯坦教授等,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是一种在特定的国度中的实践,必然带有这个国度的文化认知、行为规范和管制调控的特点。

我的看法可能更为现实些,这就是,中国发展到今天,所存的格局是全体民族的选择,也是我们的传统所在。

我们所要做出的改变,就要从这个格局出发。为此,我们就要从我们的文化认知系统出发,来讨论我们的行为规则和管制调控下的组织战略选择和变革方向以及绩效取得和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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