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闲话）牛寡妇的清白

                                                     发布于：2008-07-05 00:03

                                                              瓮里到底有什么？

                                                                   盛大林

“寡妇门前是非多。”对于年轻漂亮的寡妇来说，当然更是这样。

一则关于牛寡妇偷汉的说法很快在全村里传开。据说，有一天晚上，一个“打酱油”的小男孩在路过牛寡妇门口时有意无意地捅开了牛寡妇的窗棂纸，他隐隐约约地看见牛寡妇的床上有一个身影在上下起伏……

这下子，全村都炸锅了。很多人一下子拥到了牛寡妇的家门口。有垂涎牛寡妇很久却未能染指的，有托人说媒却遭拒绝的，也有跟着瞎起哄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百八十号人就堵在那儿了。有人拍门，有人怪叫……过了一会儿，牛寡妇打开了门。有好事者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牛寡妇的内室。床上床下，屋内屋外，竟然一无所获。最后有人发现，另一间厢房里有一个很大的瓮，这里面会不会有人呢？就有人要去“瓮中捉鳖”……这下，牛寡妇不依了，不仅拦住了想去掀盖子的老光棍，而且大喊大叫：“你们有完没完？！……”一看这架式，众人也不好硬来，只好悻悻然散去。

不过，“牛寡妇偷汉”的传言是越传越广了。可以说，十里八乡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论走到哪里，牛寡妇都能感受了异样的目光。

牛寡妇受不了了。她开始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说：“我真冤。我真冤。我比窦娥还冤呀……”但听的人都只是笑笑，也不理她。牛寡妇知道，没有人相信她。

牛寡妇意识到，像以前那样一个人一个人的解释，效率既低，也不权威。于是，她模仿电视上那样，在村部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梨花带雨中，牛寡妇哭诉了事发的经过。她说，那天晚上，她跟往常一样，天黑前吃完晚饭，然后就洗洗睡了。刚才睡着，就被吵醒了……她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是清白的！”

然后，牛寡妇的妈妈、小学三年级时的班主任和一个中学同班男同学先后发了言。牛妈妈说：“我家的家教很严，她从小就懂得‘三从四德’”。班主任崔老师郑重地回忆说：“小牛上小学的时候就很淑女，那时候我摸摸她的头，她都白我哩。”而那个同班男同学则说：“牛一直很矜持。上学的时候，我忍不住拉了一下她的手，就被她痛骂了一顿……”

发布会的最后，有人提问：“那个上下起伏的人影，是怎么回事呢？”

牛寡妇想了想，说：“那是我在做俯卧撑。”

“哈哈哈……”台下所有的人，都笑了。

很快，“做俯卧撑”成了全村最时髦的流行语。以前，村里的人见面最爱问的话是“吃了吗？”；现在，人们互相问得最多的是“今天，你做俯卧撑了吗？”然后，都是哈哈一笑。据说有个小媳妇因为笑岔了气，还被送到了乡卫生院。有人说，“这个牛寡妇，真比赵本山还搞笑！”

眼看着新闻发布会也不会平息“谣言”，牛寡妇又想出了一个法子。他到乡派出所和司法所里请来了几个行家，对她家的那个瓮作了一个鉴定，结论是：一，这个瓮不太大，根本装不下一个壮汉；二，这个瓮封闭很严，人在里面会被闷死的；三，这个瓮里没有发现人的毛头、粪便、足印等物，证明里面没有藏过人……

可人们还是不信。有人说，那些鉴定的人都是你牛寡妇自己花钱请来的，他们当然为你说话了。再说了，乡级鉴定水平，可信吗？

过了几天，牛寡妇的爹妈又从县里请来了几个人鉴定，结论与第一次基本一样。但还是没有人相信。有人质问：爹妈请人与牛寡妇请人有什么区别？哪个母牛不护犊？再说，县级鉴定也不权威呀！

牛寡妇一恼，把身上最贵重的饰物——戒指给当了。然后到国家鉴定中心请来了几个据说是最权威的专家，对她家的那个瓮作了第三次鉴定，结果与前两次依然是一样的。

第三次鉴定结果公布的当天晚上，村里的一个老汉与老婆一起做俯卧撑，老婆就问：“老头子，这全国最权威的鉴定都出来了，你相信吗？”

老汉答道：“我可不懂什么鉴定不鉴定的，我只知道那个瓮里肯定有鬼，不然，她怎么不掀开盖子让大家看看呢？”

“我也是这么想的。”顿了一下，老婆又问：“那你说瓮里到底有什么呢？

“关我鸟事儿，我们还是做俯卧撑吧！”

“就是，一，二，三……”

                                                      薛涌：港大领先北大清华一个时代

                                                         2008年07月02日 10:24南方网

几年前，我曾就香港各大学到大陆招生一事写了篇《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为二流》，一时间舆论哗然。有人说我吵作，有人不屑一顾地把香港形容为殖民地文化或文化沙漠、根本没有资格和北大清华相比。

当然，香港的大学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有其资源优势，在雇用师资、设施建设、乃至发放奖学金等等方面，远非北大清华能竞争的。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财富来衡量大学。也不能因为资源劣势而责备内地的大学。但是，即使不以财富来衡量，而拿大学的理念这一文化因素来衡量，北大清华是否能和香港的大学相比呢？还是远远不能。如果这方面也落后，就当然要受到责备了。

最近港大面试，在国内媒体引起轰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例，说明香港和内地高等教育的天壤之别。这里有两个看点:第一，面试主要不是一对一，而是六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第二，所讨论的问题，从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如何治理，到油价上涨等等，涉及的是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而不是书本上讲的“知识”。

用来选拔学生的考题，最说明一个大学对学生的要求和期待，也最能展示这个大学的教育哲学。我们不妨由此作一番分析。先看其面试的形式。六人一个小组讨论，实际上就是看看考生在“讨论班”(seminar)中的表现。讨论班是国外大学非常普遍的教学形式，重在师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由老师提出引导性的问题，学生通过阐述自己的观点，学会如何应用所学到的知识，也锻炼了自己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学生日后不管是当律师出庭辩论、在公司里提出自己的理念并说服别人、还是竞选公职，都必须有这种表达和沟通能力。这是大学教育的根本。在美国，讨论班在大部分大学都是必修课，比如有新生讨论班、二年级讨论班、高年级讨论班、毕业班讨论班等等，名目繁多。港大的考官强调:面试的问题没有必要正确答案，就看你在讨论时怎么表现了。这和满堂灌的听话式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学生在讨论班中，并不仅仅要显示出个人的能力、出尽风头，还应该表现出强烈的团队精神。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最大误解之一，就是人家那里只讲个人，没有集体观念。其实，看看教育就知道，团队精神是西方教育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一个盲点。有位在美国的教育学教授曾被请到国内某名牌大学参与评估。他在观察了学生的表现后作出结论:学生的团队精神不足。结果，该大学的官员和教授大惑不解，可见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观念。美国大学在这方面的理念很简单:人是社会的动物，你必须懂得和别人配合才能成功。在讨论班中，抢话题、不给别人留出表现机会的人，以后到了社会能成功吗？港大考官强调团队精神，道理也在这里。

从内容上看，港大的面试题目体现了通才教育的理念。所有的问题都无法限定在某一个或两个学科内，学生必须有综合分析能力。再有，就是强调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一个死读书、只想着自己的前途、没有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的考生，见了这种考题肯定会晕头转向。首先，这类题目书本上没有。第二，考生如果当惯了乖孩子、事事听老师或媒体上的，他或她可能就觉得北京的空气在奥运会期间没有问题，或者简单的重复一下政府的政策，缺乏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只有那些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考生，才能在这种考试中出头。也正是这样的考生，才最容易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领袖。

香港的大学到内地招生，几乎每年都能创造出新闻热点。这里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人家有钱。我们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已经有几年了。但是，一流大学的实际内涵是什么呢？主要还不就是讨论班、通才教育、社会责任和服务精神这些基本的要素？而在这些方面，内地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大学”，究竟能拿得出什么来？看来，比起香港的大学来，国内即使是最好的大学，怕也是落后了一个时代。

                                                                        精英教育的劣势

                                                 2008年07月04日 08:21光明网-光明观察察                                   

                                                      William Deresiewicz 著 吴万伟 译

摘要:本文简要探讨了精英教育对学生造成的不利影响，揭露了精英教育疏远人性、鼓吹虚假的自我价值、提供平庸和安全的诱惑、消磨欣赏孤独的能力等劣势，指出大学的宗旨是塑造灵魂而不是培养就业能力。

我到了三十五岁时才突然认识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我刚刚买了房子，需要安装水管，请来的管子工就站在我的厨房。他个子矮小、结实健壮，留着山羊胡，戴一顶红色棒球帽，说话操着浓浓的波士顿口音，我突然意识到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给人家讲话。在我看来，他的经历是如此陌生，他的价值观是如此难以预测，他的语言怪异难懂，在他开始干活前，连和他闲聊几句都不可能。我十四年的大学教育和在几所常春藤大学工作的经历使得我傻乎乎站在那里，笨拙不堪，尴尬不已。有个朋友称这种现象为“常春藤错位”。我可以用外语和其他国家的人侃侃而谈，却无法和站在我家里的人说两句话。

我花费这么长时间才发现教育的错误程度并不让人吃惊，因为精英教育绝不可能让你认识到它自身的缺陷。正如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二十多年的经验显示的，名牌学校不断地鼓励学生为能到这些地方上学而自豪，不断夸耀名牌大学经历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精英教育的优势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学会思考，还可以建立一些日后开创事业所需要的人际关系，获得让世人羡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报答。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如果认为它创造了一些机会，却丧失了其他机会，培养了有些能力，却其削弱了其他能力，不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我不是在谈论课程设置或者文化战争、美国思想的开放或者关闭、政治正确或者准则塑造或任何你拥有的东西，我是在讨论出现这些偏颇的整个体制。不仅是常春藤学校或者其他大学，而且包括让你获得优越地位的整个机制:私立或富裕的公立“填鸭式”学校、越来越泛滥的辅导老师、备考课程和辅导班等准机构、导致录取与否的招生疯狂。像通常情况一样，信息就是媒介。精英大学课堂之前、之后、和周围都在集中灌输着价值观。随着全球化加剧经济不安全感，学生、家长、和整个社会都越来越指望获得教育优势的整个机制。既然有这么多资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业中，有这么多人来争夺向上阶梯的有限空间，我们有必要问一下最后你到底能得到什么，我们整体能得到了什么，因为正如大学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的，当今的精英学生是未来的领袖。我们这些最好的大学已经忘记了存在的理由是塑造灵魂而不是创造职业。

正如我在厨房认识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劣势是它让你无法和与你不同的人进行交流。精英大学常常夸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这种多元化几乎总是限于种族和民族的范畴。说到阶级，这些学校基本上越来越多地趋同化。如果你到我们伟大国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学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白人商贾名流和专业人士的子女和黑人、亚裔、拉丁裔商贾名流和专业人士的子女一起学习和玩耍的温馨场景。与此同时，因为这些学校培养自由态度，所以让这些学生陷入矛盾的困境，他们愿意为工农阶层代言，却无法与来自这些阶层的人进行简单交流。让我们回顾一下上次民主党的两个总统提名候选人戈尔和克里的情景吧。他们一个来自哈佛，一个来自耶鲁，两人都是真诚、体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们都根本无法和选民沟通交流。

但是这不仅仅是阶级问题。我的教育让我相信没有进入常春藤大学或者其他名牌大学的人是不值得交谈的，不管他出身于什么阶级。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显示这些人低我一等。正如名牌大学喜欢宣扬的，我们是“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与我们不同:没我们好，没我们聪明。如果有人告诉我他们上的学校不那么有名气，我学会了表示理解地点点头，表现出些微同情地说“啊，”（如果我上了哈佛，有人问我在哪上学时，我学会了说“在波士顿”）。我根本不知道没有上名牌大学的人中也有聪明人，实际上他们没能到那里常常正是因为阶级原因。我根本不知道还有很多聪明人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

我也了解到有些聪明人并不“聪明”。智慧形式多样性的存在已经是个常识，但是不管精英大学多么喜欢夸耀新生班级里面有几个演员或者小提琴手，他们挑选和培养的智慧形式只是分析能力。虽然这对于所有大学都可以说是真实的，但是精英大学恰恰因为学生（包括老师和管理者）在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很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式的价值。人们夸耀自己最擅长，最能给自己带来优势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会智慧和感情智慧以及创造能力等在教育精英中的分配并不占优势（仅提出这三种智慧形式）。“最优秀者”只是在狭隘意义上的最聪明者而已，人们要摆脱教育精英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聪明的人如何呢？我有个朋友从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常春藤大学。她说，进入这种学校的价值之一是它教给你如何与不聪明的人相处。有人在精英大学的意义上聪明，有人在其他方面聪明，有人根本就不聪明。如果与人交谈是了解他们的唯一真正的方法，不知道如何与他们交谈就是让人尴尬的事。名牌大学应该提供了人道主义教育，但是人性的第一个原则是古罗马戏剧家泰伦斯（Terence）的原则“只要与人有关的事我都不陌生”。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劣势就是它让你疏远了众多人性特征。

第二个劣势隐含在我一直在讲的观点里，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输了一种虚假的自我价值。考上名牌大学，在名牌大学上学，毕业于名牌大学都取决于分数排名（如大学入学考试（SAT）平均分（GPA）、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你学会了用那些分数来评价自己。分数不仅放大了你的命运，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价值。人们一直说那些考试真正检验的是你的考试能力，但是即使它们确实测量出真实的内容，也不过是真实情况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问题开始于你鼓励学生忘掉这个真理时刻，功课方面的优秀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优秀时，“在某方面出色”变成了“出色”时。

对自己的智慧或者知识感到自豪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问题出现在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进入家门的时刻起，是名牌大学所纵容的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这些明确无误的信息贯穿于从大学入学教育到毕业的整个过程，体现在每个人的音调、头脑的倾斜、传统名校宣传、学生报纸的每篇文章、院长的每篇演说中。这个信息就是你来了，欢迎加入这个俱乐部。必然结果也同样明白无误:

你理应得到因为你到了这里而能得到的一切东西。当人们说名牌大学学生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他们的意思是这些学生认为他们因为分数比别人高所以理应得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

在耶鲁，毫无疑问其他地方也一样，这个信息被让人尴尬的字面术语来强化。该大学的物质形式，也就是四方院和住宿学院连同临街的建在围墙里的紧锁的哥特式石头、熟铁大门。每个人携带的身份证决定了他可以从哪个门进入。换句话说，这门就是控制性的比喻，因为大学的社会形式就是用同样方式构成的，每个名牌大学都是如此。名牌大学都是被锁着的大门围起来的堡垒，只对经过挑选符合要求的人开放。学生吸收这个教训的能力体现在他们在这些门里竖立起更多门槛的渴望，成立更加排他性的特殊团体，在耶鲁有著名的秘密社团，或者应该被称为公开的秘密社团，因为真正秘密的话将破坏他们的目的。除非人们知道自己被排除在外了，否则排他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精英教育的重大劣势之一是它教给你认为智慧和学术功课的测量标准是道德上或者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标准，但实际上不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并不比愚蠢的人、不聪明的人、甚至懒惰的人更有价值。他们的痛苦并不比他人更痛苦，他们的灵魂并不更重要。如果我是信徒，我会说上帝并不爱他们更多。政治上的隐含意义是清晰的。正如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曾经对老精英说，当你用脑子的力量而不是用拳头的力量抓住你能得到的东西，并不说明你的邪恶就更少些。罗斯金说“必须有人工作，也必须有工头，但是在成为工头和从工作中牟利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

政治上的隐含意义不仅仅止于此。精英教育不仅预示着你进入上层社会，一旦进入那里后，还训练你适应那里的生活。我以前不知道这些，后来我对比了我和我的同学的经历以及进入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朋友的经历开始明白了。在耶鲁大学有交作业的最后期限和考勤规定，但是没有人认真对待，如果请求可以申请推迟，如果旷课减少学分的威胁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换句话说，在耶鲁这样的大学，学生们有数不清的第二次机会。但是在克里夫兰州立大学就没有。我的朋友有一门本来一直成绩很好的课却得了很低的分数，因为她当班做侍应生的缘故迟交论文了一个小时。

这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在精英大学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她根本没有申诉的机会。克里夫兰州立大学的学生们不像耶鲁的学生有一群顾问、辅导老师和系主任帮他们写作业晚交的情况说明，在需要的时候提供额外帮助，在跌倒的时候把他们扶起来。他们得到的是来自冷漠官僚体制的批发性教育，不是由满脸笑容的工作人员把精心包装的包裹亲手交给他们。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我的学生们经常接触的上层联系，比如来访的权力掮客演讲，和外国代表一起吃饭等。他们也很少有机会得到各种特别基金资助，在耶鲁这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基金资助，比如旅行补贴、研究奖学金、演出奖励等。每年我所在的耶鲁英语系有几十种现金奖励，内容从新生作文到毕业设计五花八门。今年，这些奖励已经达到九万美元，还是仅仅在一个系里。

在克里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大学的学生也不可能仅仅做了作业就可以得优。最近有很多文章谈到分数膨胀的问题，这是丑闻，但是最丑陋的地方在于它是多么地不平衡。四十年前，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平均分（GPA）是2.6，仍然接近传统的（B-/C+）曲线。从那时起，它在任何地方都开始上升，但是上涨的幅度不同。公立大学的平均分是3.0或者B，在私立大学是3.3,很少B+。在多数常春藤大学，这个数字已经接近3.4。但是总有学生不做作业或者上专业课之外的课程（不管是为了好玩还是为了学分）或者根本就达不到标准的情况（比如运动员或者校友子女）。但是在耶鲁这样的学校，只要来上课，努力学习就可以期待得到（A-）在大部分时候，他们确实得到了这个成绩。

简而言之，学生在大学被对待的方式训练了他们一旦走出校门后获得的社会岗位的对待方式。在克里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学生们接受的培训是担任阶级体系中的中间位置，处于官僚机构中的底层。他们已经被训练过很少有二次机会的生活，没有推迟宽限，很少有资助，很少有机会，要在服从、接受监督和控制下生活，赶最后期限，不是制定指导原则的生活。在耶鲁这样的地方，当然正好相反。精英喜欢把自己归入管理阶层，但是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进入大门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一旦进去了，你做了几乎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赶出来。不管是最绝望的课程不及格，还是最可恶的抄袭劣行，甚至对其他同学的身体伤害的威胁等都不会被开除，这三种情况我都听说过。上帝啊，感觉就是它不公平，换句话说，老同学关系网的自我保护，虽然现在也包括了女生。精英学校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是也培养我认识的一个从前的耶鲁毕业生所说的“有资格的平庸”。A是出类拔萃的标记，而A-是“有资格的平庸”的标记。这是另外一个比喻的例子，不仅是分数或者承诺。它意味着，别担心，我们会照顾你的。你可能不是那么好，但已经足够好了。

这里，大学也反映了成人世界的运行方式（除了它是另外的方向）。对于精英，总有另一个宽限、不追究、赦免、恢复期等，总有众多的关系网、特别的薪金、乡村俱乐部、会议、年终奖、分红等。如果戈尔和克里代表精英教育的一个典型产品的话，乔治·布什就代表另一个典型。我们的现任总统是有资格的平庸的化身，他进入耶鲁决非碰巧的事情。有资格的平庸实际上是其政府的运行原则，但是正如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讯公司和其他网络公司丑闻所显示的，也是公司化美国的运行原则。那些表现不佳的公司高管的丰厚薪水就是成人世界的A-分数。任何记得感到委屈的伪善者安然公司头目肯尼斯·莱恩（Kenneth Lay）都明白其中涉及的心态。此人回应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指控时说，一旦你进入了一个俱乐部，你就有了上帝给予的权利永远留在这个俱乐部内。但是你没有必要记住肯尼斯·莱恩，因为同样的故事去年发生在另一个耶鲁人斯科特·利比（Scooter Libby）身上。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势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诱惑，另一个劣势是它提供安全的诱惑。当家长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卖力地要给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时，他们毫无例外地说因为它提供了众多的机会。但是它关闭了什么机会呢？精英教育给予你发财的机会，这毕竟是你在谈论的东西，但是它也剥夺了不发财的机会。不发财的机会实际上是每个年轻美国人一直被给予的最好机会之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它这么富裕完全可以为或许在其他国家存在（或者从前曾经存在的）的处于贫困边缘的人或者至少处于丧失尊严的边缘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你作为中学老师、社区组织者、民权律师、艺术家可以在美国生活地很舒服，不管按任何有道理的舒服的定义来判断。你得居住在普通公寓里而不是曼哈顿的豪宅或者洛杉矶官邸里。你得开本田车，而不是宝马或者悍马（Hummer），你得在弗罗里达度假而不是在巴巴多斯或者巴黎。但是这些损失如果和你有机会做自己信任的工作，做你适合的工作，你喜爱的工作，你的日常生活相比算得了什么呢？

但这正是精英教育剥夺了的机会。我怎么能去做一名中学教师呢，那不是浪费了我昂贵的教育吗？难道不是挥霍掉了父母花费这么大代价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么？我的朋友们该怎么看待我呢？二十年后同学再相聚，我怎么有脸见那些成为大律师或者纽约名流的同学呢？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是:这不是委屈了我么？所以可能性的整个世界都关闭了，你错过了你可能真正喜欢的职业。

这并不是说名牌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决不会追求风险大或者利润少的职业，不过即使他们选了这些职业，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弃。（我们甚至不讨论某些特权阶级的孩子根本不上大学的可能性，或者推迟好几年入学，因为不管这种选择有时候显得多么合适，刻板的教育心态已经把他们排斥在可能性世界之外，有很多孩子像梦游一般来到大学，根本就不知道上大学的理由）。这似乎是不合情理的，因为精英大学的学生倾向于毕业时不用背很多债，也更容易靠家庭资助度过一段时间。我以前不知道有这种现象，后来从我们系的几个研究生那里听说这事，一个来自耶鲁，一个来自哈佛的两学生在讨论写诗歌，他们的大学朋友说一两年之内肯定洗手不干了，而他们认识的来自普通大学的学生仍然还在坚持。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名牌大学学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从定义上看，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别的东西，他们的自我意识就是建立在成功的能力基础上的。不成功的想法让他们感到恐惧、让他们无所适从、让他们一蹶不振。他们的整个人生一直被失败的恐惧所驱动，往往最开始起因于父母对失败的恐惧。我第一次考试不理想，走出教室后觉得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第二次考试失败就好受多了，我已经明白失败并非世界末日。

但是如果你害怕失败，你就害怕冒险，这就解释了精英教育的最终的最具破坏性的劣势:它在本质上是反智主义的。这似乎和本能相反。难道精英大学里的孩子至少在狭窄的功课意义上不是最聪明的吗？他们不是学习最刻苦的吗？不是比前几代的学生都更刻苦吗？是的，他们确实如此。但是成为知识分子和成为聪明人不是一回事。成为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做功课。

如果这么多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还认识不到这一点，这没有什么希奇。他们是体制的产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业以外的问题。这种教育体制忘了教会他们在沿着道路进入名牌大学找到待遇丰厚的工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无法通过一封推荐信或者分数或者校名来衡量的。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灵魂，不是培养就业能力。

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首先对思想充满激情，不是为一个个学期，为了讨老师的欢心，或者取得好成绩。一个在康涅狄格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向我抱怨说他的学生不会自己思考。我说，耶鲁学生会自己思考，但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老师希望他们这样做。我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过很多非常聪明的学生，他们头脑清晰、善于思考、富于创造性，与他们交谈和学习确实是个享受。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满足于教育为他们划的线之内的颜色。只有很少一部分把教育看作更大的智慧探索旅程的一部分，用朝圣者的心情阅读思想著作。这些少数人很容易感觉到和他人格格不入，因为从大学本身得到的支持太少了。正如其中一个对我说的，像耶鲁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适合探索者。

耶鲁这样的地方根本不是帮助学生提出大问题的地方。我认为在美国的大学里根本就没有智慧主义的黄金时代，但是在十九世纪学生至少曾有机会在教堂里、或者校园里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辩论俱乐部里听到有人提出这种问题。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美国大学里人文主义理想的增长，学生或许在具有强烈教学使命感的教授课堂里遭遇过大问题。那样的教授在这个国家仍然还存在，但是学术专业化越来越可怕的关键时刻已经让他们成为名牌大学里的快要灭绝的物种。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教授评价完全靠学术成果的质量来衡量，花费在教学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如果学生想体会谈话的经验，最好到文科学院。

当精英大学夸耀他们教学生如何思考时，他们的意思是讲授在法律、医药、科学、商业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修辞技能。但是文科教育应该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他们刚入学时听过几场向他们提出大问题的报告，毕业的时候听几场提出大问题的报告。在两者之间，他们花费四年时间上课，老师训练他们提出小问题，由专业化的教授对专业化的学生讲授的专业化的课程。虽然广泛的概念在文科教育思想本身是隐含性的，但录取过程越来越多地挑选那些已经使用专业化术语思考未来的学生，如未来的记者、即将的宇航员、语言天才等。甚至在精英大学的我们也陷入大肆夸耀的职业教育泥坑。

实际上，这些似乎恰恰是学校希望的东西。精英大学说他们要培养领袖，而不是思想家，要培养权力的拥有者而不是权力的批评家，这是有理由的。有独立思想的人与任何联盟无缘，精英大学的大部分预算来自校友捐助，所以花费大量精力培养学生对学校的忠诚。正如三代耶鲁人的一个朋友说的，耶鲁大学的目的就是生产耶鲁校友。当然，为了让体制能够工作，那些校友需要钱。耶鲁当局长期以来对学生从人文学科和基础科学专业转向比如计算机和经济学之类实用性学科的倾向一直冷漠地怂恿。大学就业办公室很少鼓励对法律、医药、商业不感兴趣的学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减弱毕业生大量涌进华尔街的热情。实际上，他们在向学生指明这条道路。文科大学正在变成公司大学，它的重心已经转向技术领域，学术专长能够成功地变成利润丰厚的商业机会。

难怪对思想充满热情的学生发现自己感到孤立和困惑。去年我曾经和其中一个学生交谈，他对于德国浪漫主义观点“灵魂塑造”（bildung）感兴趣。但是，他已经是大四学生了，周围的人都在忙着推销自己的时候，你很难塑造灵魂啊。

但思想生活有一个维度位于思想热情之上，虽然我们的文化已经这么彻底地消毒了，如果它让那些最警惕的学生也抓不住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因为知识分子的概念出现在十八世纪，曾经有个时期包含着对社会变革的承诺。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提出办法实现通向美好社会的前景，然后向当权者讲真话去实现这个理想。它意味着进入精神的放逐，意味着坚决放弃你对上帝、对国家、对耶鲁的忠诚，享受孤独的自由。它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想象力和勇气。乔伊斯小说中的青年学生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说“我不怕犯错误、大错误、遗憾终身的错误、甚至永恒的错误。”

成为知识分子开始于你的思维方式，摆脱你的假设和强制这些假设的体制。但是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恰恰是那些在体制内学得最好的人，所以让他们超越体制看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看不到体制的存在。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很久就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世界一流的俯首帖耳、讨好老师的小爬虫，在每门课上都得优秀成绩，不管他们觉得这个老师多么乏味，不管他觉得这门课多么没有意义。他们也尽力积累八到十个课外活动，不管多么想用这些时间做别的事情。矛盾的是，这种情形在二流的学校反而更好些，尤其是在文科学院比在最好的大学还好些。有些学生最后来到二流学校，因为他们和哈佛和耶鲁的学生一样，只不过才华稍逊或者没有那么强的动机。但是有些人到了那里是因为他们有更独立的精神，他们没有得全优是因为懒得在每堂课上尽一切努力，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意义的内容上，进行一个特别感兴趣的课外活动，或者去做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与有利于大学申请无关的项目，或者他们只是坐在房间里看很多书或者写文章。这些是一类孩子，一旦进入大学后，他们更感兴趣的往往是人性精神而不是学校精神，思考在大学毕业时要带着的问题，而不是带着求职简历。

我在耶鲁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差不多。你很难看到嬉皮士、朋克或者艺术学生的类型，在八十年代著名的被称为同性恋常春藤的学校，很少是女同性恋者，没有男同性恋者。另类学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追逐时尚的学生热衷的是朴素的优雅。三十二种风味里全是香子兰。大部分精英大学已经都成为思想狭隘、让人窒息的常态王国。每个人都感受到要保持一种伴随成功形象和效果的压力。（成功的服装，成功的药物治疗）我从长期担任顾问的经验中得知，不是每个耶鲁学生都合适这里的学习或者学会适应它的，可他们都是一样的表现，这正是让我感到担忧的地方。常态的暴政在他们的生活中肯定非常强烈，其中一个后果是那些功课跟不上的学生（他们倾向于来自贫穷的家庭背景）常常表现出相反方向的两个极端，要么疏远要么自暴自弃。但是还有一个后果与能够跟上功课的大部分学生有关。

几年前我讲授了一门关于友谊的文学课。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lf）跟踪一群从儿童到中年的友谊的小说《海浪》。在高中，其中一个男孩爱上了另一个，他想，“我能向谁展示我自己激情的紧迫性呢？一个也没有。这里灰色的拱门、呜咽的鸽子、欢快的游戏、传统习俗和竞赛，所有这些被巧妙地组织起来避免让人感到孤独”。这是对名牌大学校园生活的绝佳描述，包括从来不允许感到孤独的部分。我很想知道我的学生对此是怎么想的？在一个你从来不感到孤独的大学上学意味着什么？其中一个学生说，啊，如果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我确实感到不自在。即使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也是在朋友的房间里完成的。碰巧的是，同一天，另一个学生做了关于爱默生论友谊的发言。他汇报说，爱默生说友谊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你有能力承受孤独。正如我在问学生他们觉得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其中一个打断我的话说，请等一下，你首先为什么需要孤独？你独自能做什么和朋友一起不能做的事情吗？

这就是他们:一个是丧失了品尝孤独滋味的年轻人，另一个是没有看到孤独意义的年轻人。最近常常有人讨论隐私的丧失，但是同样可怕的是它的必然结果---孤独的丧失。从前指的是你不能总是和朋友在一起，即使你想这么做。现在是学生能随时随地通过电子手段联系，要找到对方没有一点儿困难。但他们的强迫性社交似乎不能让他们产生深刻的友谊。“我能向谁展示我激情的紧迫性？”我的学生可以在朋友的房间里写论文，却无法产生心与心的交流。她可能没有时间，实际上其他学生告诉我，他们发现同伴们实在太忙了根本没有办法培养亲密关系。

当繁忙和社交占据了孤独的所有空间后会发生什么呢？我那天向学生指出，具备反思和回顾的能力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前提，而反思的前提就是孤独。他们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接着有学生似乎有点自我认识的意识，他说“你认为我们都是真正出类拔萃的一种人?”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明白思想者的生活是在单独进行的:孤独的、怀疑的、坚韧的思想。培养这种品格的最好地方不是在精英教育体制内，因为其真正目的是重新创造一个集体系统。

产生了约翰·克里和乔治·布什的世界正在为我们培养下一代领导人。在高中时进修大学课程的学生或者大学里修双学位的同时还编辑三种校园出版物的学生，那些每个大学或法学院都想要，课堂上谁都不想要的学生，那些忙得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思考了的学生将很快管理一家公司、一个机构甚至一个政府。她可能有很多成就，但是经验很少，可能有很多成功，但是远景很少。精英教育的劣势是培养出来的精英过去现在一个样。

作者简介:威廉·德莱斯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1998年到2008年在耶鲁大学教英语。

关于信任的讨论在学术界已经历时了多年，由此引发的研究也成为一种时尚。

自从信任讨论开始之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西方人对信任的评价怎么能成为东方人审视自己行为的指南？

自古以来，中国人始终重在“听其言，更观其行”。在中国的管理现象中，对人的评价而远远大于对组织的评价，对人的了解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组织的了解的重要性。再加上区域性的差异，真可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即便是对人的关注，也会因为区域之间的差异有所侧重。

比如，在朋友间或者同事间的酒席宴或者聊天中，人们对某人或某事的议论更为精彩和准确，虽说“酒席宴上说话不算数”，但是这实际上会决定大家对某人或者某事的态度。实际上，现在的网络也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有人说，这是礼崩乐坏，我看问题不在这里，或者说是没这么简单，或者说是一种偏见。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两种评价机制：一种是官方评价，另一种是民间评价，两种机制同时存在。就我的感觉，好像还是缺一不可哦。

如果说，中国人的管理是情理并存，这不完全。

我看，应该将官方和民间的两种评价机制结合起来考虑问题。有的时候，官方讲理也要将情；有的时候，民间讲情也要讲理。光讲情不行，光讲理也不行。光有民间，不行，还要有官方；光有官方，没有民间，也不行。这就是说，官方的制度性安排要和民间的认知性结构结合起来才有效，才能形成有效的行为规则。在中国社会中，认知性的结构会随着人们所处的环境变化而变化。如果所处环境变化使得人们产生同情，那么可能的结果是情大于理，相反就是理大于情。

比如说，在范跑跑的问题上，如果没有遇到郭跳跳，大家还是以谴责范为主调的，结果郭跳跳出来大声斥骂范，意想不到的是，舆论马上倒向了范跑跑。大家觉得，郭是一个假道德者或者说是伪道德者，与范跑跑公开出来说明自己的人生观相比较，郭更需要大家来谴责。教育部修改教师准则，这是官方的制度性安排，却引来不少非议。网民们就会责问教育部，面对郭跳跳这样的假道德者，为何不予以谴责或者制约呢？如果一定要按照情与理的标准来衡量，那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在理不在情。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这场辩论远远没有结束，教育部出招过早，搞得大家议论纷纷。如果教育部不是高高在上，也来参与这场讨论，或者干脆出个命题让大家来解题---如何处置范跑跑？其结果会比现在的处置更有说服力和执行力。

这就是说，在中国，情景式的认知结构会直接影响大家的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的看法，对相应的制度性安排的正误判断也会由此而来。

这就是说，在中国，我们从来就不存在西方说的那种信任机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按照西方人那样来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

这就是说，在中国，不要担心，领导人的认知和民间的认知差别很大，“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只要官方能维系起一个有效的交流机制，再大的问题都能解决。而且，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有别于西方的民主。我直观地感觉到，只要我党和政府站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氛围中，把握好时机，逐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我们就能创造并走出一条渐进式的中国民主化道路。

最后，我要说，

1. 管理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直接引用西方理论来讨论中国的信任问题，是行不通的。正像徐淑英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情景下的管理之道”研究那样，我们作为研究者，是否也能站在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组织的角度来看看，中国人是如何思维和行为的呢？

2. 中国人的管理之道中，情与理共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不要忘记，任何情与理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情景之中的。与斯科特教授所说的制度环境三维度在西方的表现不同，中国人的认知结构对制度性安排的影响要比西方社会大得多，因此，相应的治理方式也就不同。

3. 中国传统的信任机制更像一个宏观意义的人生观，现在大家所哀叹的“礼崩乐坏”就是指这个层次的信任机制被破坏了。但是，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我们更倾向于从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也是我们参与了残酷的全球化的结果，这是全球化压力所造成的，过去的自然会“礼崩乐坏”。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根据中国的国情，坚定不移地贯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精神，中国一定会继续赢得世界的尊重，成为国际社会经济的中坚力量，宏观意义的信任机制就会重回中国大地。

看到老朋友郎咸平教授在宁波的讲演，整场骂声不绝于口，掌声也不少，讲课人一定感觉很好。但我看来，可能郎教授讲演是他发泄的机会。郎教授，不必如此嘛。你说的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的。只是学者们不大愿意说出来而已，他们老是在用学到的最新美国理论来做他们的“中国梦”，这大概就是你说的用美国大学一年级本科教材来研究经济管理问题。

郎教授，想过没有，大家觉得你表达问题的时候有点过分，这个道理何在？你真的不要以为中国人不了解自己，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和你不一样而已。正因为平时大家不按照你的视角去考虑问题，所以你的讲演会“一鸣惊人”。但只是“一鸣惊人”，中国人天天就在做你在骂的事情，只是习惯了，相对你来说，麻木些，但不等于说不知道。

首先，中国的改革自始自终就是一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过程，这也正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他敢于放权，也不怕地方乱来。但小平之后就要谨慎些，即，中国今后的路仍然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过中国学者似乎不太习惯与讨论此类问题，可能是西洋的书看得太多的缘故。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大概可以分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区——县——区乡这样5-6各层次。按照斯坦福大学walder教授的说法，每一层的负责人及其班子都是一批企业家。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在于，搞活了地方，也就搞活了中国。但同时也出现了一批腐败分子。这不等于说，中国就没有希望了。相反，希望就在其中。否则如何来解释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呢？

其次，按照你所说，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企业、民族的权益不够关心，反而会做些引狼入室的事情，但我觉得，事情似乎不是这样。多少年来，由于中国的国情，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管制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早上，让中国的管制方式和西方的一样。

再次，现在你说的中国的问题，正是转型时代的产物，它必然会表现出来，我们的任务是要逐步地加以解决。与你的“天才预见”相比，只是一个解决方式和时间进度的上差异。

相信很多的人看到这里，会有许多不同意见，尤其是会用郎教授的话来指责我，别急，郎教授指责的正是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其实郎教授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信，你从他的骂人话中掂量一下，是不是这样？

前段时间，在一篇博客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主要讨论“研究生究竟应该怎样培养？”，觉得这与我们上课的内容有交叉的地方，在此拿来讨论一下，也是对郭老师前段时间关于大学讨论的一个延续。

当代大学生的教育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了，绝大部分大学生读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找工作”，而这与大学的原先“科研”的目标不同，于是两者产生了矛盾，制度形式（科研与知识）与实质绩效（学生培养的结果）产生了背离。

那么，大学究竟该做些什么呢？应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呢？

我认为应该让市场来决定——如果大学的产品是“学生”，那么考察大学的指标应该是“就业率”和“平均就业薪资”，如果大学的产品是“知识”，那么考察大学的指标应该是“院士数量”、“博士生点”、“课题数量”。大学应该区分开，有专门从事职业教育的大学，也应该有专门从事科研的大学，学生应该自主选择喜欢的大学。

但是迪马乔和鲍威尔的组织趋同性理论似乎扼杀了这种机制。同形化的过程在这里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间的同形化——模仿：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基本上模仿西方的大学建立起来的，从专业设置到学术规范，基本是照搬西方模式。西方知名大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型大学，是产生诺贝尔奖的摇篮，如：牛津、哈佛；但是西方也有科技产业化的大学，如：斯坦福大学等。但是中国模仿的时候，仅仅学到了“最好”的大学，学到了科研，忘记了另一个方面。因此，9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知名大学提出建设研究型大学，每个大学都是一个庞大的研究机构，大学的考核指标中，科研学术占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2）产出：人才同形化——竞争压力：中国劳动力市场完全放开之后，市场上用人单位选择人才的标准逐渐提高，唯学历论随之产生，最好大学毕业的学生往往就业工资最高。那么，良好的就业前景与优良大学教育之间开始画等号，并不断在人们思想中强化，人才不断同形化，人才=好大学毕业的人。就业竞争压力促使中国父母开始逼迫自己的子女考“最好”的大学，也就是所谓的研究型大学，分数线和投档等级产生了；而职业教育的大学被冷落了，这是同形化带来的一个错位。

（3）大学之间的同形化——模仿+规范：看中国的大学发展趋势，只要看几个领头学校，因为他们都是同形化的始作俑者，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交大在闵行圈地造大学城，其他大学纷纷造访，大学圈地运动至今未停；国家用985和211树立了一批典型重点高校，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规范，全国大学都来模仿，国家对所谓的“最好”的大学投入巨额经费，而这些“最好”、“985”等等都是研究型的大学，因而引发了诸如我们华理也开始走向了研究型大学，同质化开始起到了强大的规范作用。大学本科“教育评估”所使用的千篇一律的指标更是中国大学同质化的标志性事件。

困境产生：同形化是制度上的同形化，新制度主义认为同形化与组织绩效并没有关联。组织趋同虽然可以说是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应该是制度上的最优配置，但是在中国的大学，出现了组织趋同的困境。近年来高学历的就业难就说明了这种以“研究学术”为导向的大学趋同性扼杀了大学的异质性。既有大学的原因，也有民众的公民投票原因，更有政府等相关机构的原因，大家的选择让中国的大学走向了“研究”的死胡同。职业教育与精英教育的概念混淆、学历与能力的混淆，民众必须为其付出代价。

僵局的打破：然而，我们可以可喜的发现：目前有种趋势——高学历的人才，“最好”大学的人才开始并不受到追捧，因为他们不适合。公司更加器重实用型人才，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是市场的再次选择，也许是促使大学打破原有同质性的一个动因。加之中国民众观点的更加开明，中国对西方教育体制的重新解释……我个人认为：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会导致现在高度同质化的大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分化——研究型、实用型、职业型大学可能都会同时出现，供不同需求的人选择，但是三者要平等在一起对话，恐怕还需要些时日。

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也算是对我上次一篇文章的解释，同时也是对《本科教学评估中的制度压力与组织趋同现象》这篇文章的回应。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文：李燃）

前一段时间网上曾经热论过一件事情，广西师大在迎接本科教学评估中对专家组秘书的破格接待。“评估专家们来了。他们被隆重迎接到下榻的高级宾馆，学校迅即给每位专家配备了一辆车、一个司机和一个秘书。学校的礼仪队亦配套跟进，一个深知内情的学生称，礼仪队为了侍候好专家，连什么时候给专家倒茶，每次倒茶花几秒钟都经过严格训练”。这是一网友在其博客中描述到的现象。

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发生在广西师大的这些现象是不是仅仅是一个特例？在于其他学校的同学聊天时，可以发现在接受本科教学评估的大学中，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于是乎大家都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鄙视种种造假虚伪行为。但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现象的发生，确实一种必然的结果。

大学作为培养知识分子、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的组织，其产出是高素质大学生，各种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当教育部要在数量众多的大学中分配资金时，必然要考虑哪所大学其是否有效率，能否衡量不同大学间的优劣这些问题。正如“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化和仪式的正是结构”一文中所言，衡量这些效率和好坏的标准有很多，“社会组织和交换网络的复杂性，事情太多，内容太多，相互关系过于复杂。为了对应复杂，完成与外部的交易，不得不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做出具体的规定，形成实现的安排，这就是理性的制度安排。这样就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步骤进行活动”。为了更好的管理大学，配置资源，教育部对大学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就像对企业这种盈利性组织可以通过股市、财务数据等制度考察其经营业绩一样，教育部所进行的教学评估，正是基于正式制度对大学的运行情况进行的评价。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结果，其整个组织的运行受到制度化的约束。

为了维持组织的效率，同时还要满足制度环境的压力，大学在面对上级部门的教学评估时，就会出现效率和形式的分析现象。一方面，大学平时的运行是以效率为导向的，上课时并不一定要采取严格的程序，例如上课前要求学生起立，道声老师好。另一方面，大学必须满足上级部门的制度要求，还有社会对教育机构的期望，因此其在接受评估时就会采取一些形式，以体现出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对学生产生的影响，例如要求学生白天全部到教室自修，早晨早起等。当较早采取这种效率和制度相分离的方式应对评估时，并且取得上级的认可后，接下来进行评估的大学，就会采取类似的做法，也就是组织社会学中称得“组织趋同”现象。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利用合法性机制，表现出对制度的尊重和执行，以获得外界的认同，从而获得资源，能够生存发展。

从这一角度出发，教学评估中的形式主义得到了理论上的解释，广西师大在评估中暴漏出来的问题也并不是仅仅存在于这一所学校，只能说很不幸，其被网友发现了。但是，用这里理论解释组织中的效率和形象相分离现象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这种制度化的方式无法验证真正的组织效率，那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评价大学这类组织的效率呢？希望在课堂中能够得到大家的解答。

( 作者：王兴）

        殷家山同学在我的博客中以“关于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的几点疑问”提出了几个论点，四川资阳网易博友111则提出了他的看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来参与。

      小殷的第一个问题是：

但是，尽管对于组织适应制度化环境神话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强，我心中依旧存在着疑问：难道对于组织来说，适应所谓的“外部环境神话的要求”，真的比提高自身的效率更为关键吗？我承认，对于绝大部分的公益组织、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来说，适应外部神话的要求对于其获得认同，从而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十分关键，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对于以现代企业为代表的盈利组织呢？就我目前已经阅读的文献来看，似乎理论家们除了反复强调适应外部神话对盈利组织同样重要以外，都没有能够给出十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此为一。

博友111的看法是：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原来作者加了一个限制“在后工业社会中”，我也不知道作者当时为何要加上这个限定词，而作者是否随着影响的增加，而有意无意开始忽视这个限定。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似乎对于全球化情况下、后工业时代，服务经济时代比较感兴趣。而他们的经验研究例子好象涉及实质性的、物质生产性的企业或组织并不多，而不医院、学校、博物馆之类。是否我们还是工业时代，而他们已经是全球化、后工业时代，所处时代不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同，所以有一个中国化问题。但是作者本从在为本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明确指出了中国的情况可以验证和发展这种新制度主义，似乎他们把其限定词取消了。这也有可能出于他们对 于中国情况的不了解。总之，如果考虑到这个限定词，其理论似乎要理解些，似乎合法性逻辑会压倒工具理性逻辑。否则大家都不直接生产，直接去争政府的资源得了。另一个问题是，似乎他们没有更进一步提及，如果通过合法性逻辑得到第一桶金后，把之用于投资，通过工具理性逻辑实现企业的发展。总之，这两个逻辑并不会截然对立的。后来鲍威尔和迪马乔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他们不是要取消工具理性主义的解释，而是要使其理论与现实更相符。

我的看法是：

效率只有符合合法性才有意义——这是我本周一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网工作坊”上发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的。我想我没有说错，所以管理学者首先要关心组织与环境关系中的合法性机制，然后再去看在此情境中的效率机制问题。

2005年，我离开斯坦福回国的前一天，见到了在30年之前提出了“组织迷思——仪式神话”的那个80多岁的老头——梅耶。我感觉，梅耶是个极具前瞻意识的社会学家。他认为，德国人的思维深度在全球都是第一位的，美国人则相当的实惠，不可能有前瞻意识。所以，类似梅耶这样的前瞻意识的人，不会卷入学派之争。比如，经济学派的效率决定论，社会学派的非效率决定论。在梅耶看来，一切学派之争，并无多少实质意义。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并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或者组织现象。所谓“组织迷思——仪式神话”由此而生，而且只是梅耶所关注的一个现象。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无所谓前现代、后现代，也无所谓营利组织或者非营利组织，凡是人类社会，概莫如此。

既然是一种现象，就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或者说存在着一定的机制。那梅耶有没有说这个机制或者规律是怎样的？

没有！我认为，不需要，留着后人去说好了，比如，鲍威尔和迪马戈（1983）的“同构同形说”就是对梅耶论文的一种解释，而且只是一种解释而已。有人会问，这也是学术？我说，为什么不是学术？

我认为，梅耶只是提出了某种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及其意义，他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说这样的机制或者规律是怎样的，这就是梅耶伟大之处，这需要勇气。他不但提出了，而且可以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这就是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虽然不能像德国那样出大思想家，编辑们和审稿人不明白梅老头在说什么，但觉得可以，就发表（梅老头告诉我，很长时间没有期刊可以接受他的奇谈怪论）。

在这篇文章（1977）中，我猜想，梅耶是现象提出者，罗文是证据提供者，一对很好的师生配。

进一步来说，我们太缺乏梅耶这样的想象者了，尤其是管理学界，更是缺乏。所以我说，美国管理学界误导了全球学者长达30年。

 小殷的第二个问题是：

其二，组织在服从外部环境神话的同时，必定会与其提高自身效率的技术性活动产生矛盾，梅耶称此为“结构性矛盾”，随后他列举了两条解决此矛盾的方法：（1）脱耦。即结构要素与活动、结构要素彼此之间的不相关。此点赞成，因为在现实世界中的实例随处可见。（2）信心与忠诚逻辑。即通过回避监督、审慎行事、忽略反常来维持组织正式结构的机制，组织对面子的顾及支持了“人们在各司其职”这一假设。我认为，此处的分析具有浓烈的理想色彩，其建立在一种类似于“人性本善”的理论前提下，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对于短期利益的追求。

博友111的看法是：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以迈耶、罗恩以及周雪光等为代表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的看法，他们强调“组织公民”概念、强调组织文化概念，是这种制度主义与文化社会学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也是他们的新制度主义所具有的强烈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色彩的体现，当然似乎也吸收了一些常人方法学与实践社会学的概念。他们的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与维克多-倪等人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是有区别的，后者主要的是一种“受限制的”理性行动或理性选择理论。前者更加强调行动者的本质要求，或者内在要求，反对效率工资模型，认为有时候奖励、物质刺激会使得员工觉得受到了人格的侮辱，因为他们本身对于组织有一种归属感，愿意更多地为组织工作。

我的看法是：

两位的看法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而且这个问题的提出过于奇怪，想过没有？诚然，人类行为，短视的多，但正因为如此，方才能出现“组织迷思——组织神话”。想过没有，究竟是谁在理想主义？正如我说，这个社会，人人是”既要熊掌又要鱼”。所以，可以提出另外一个现象，在人类社会的漫漫长河中，人们不仅要利，而且要名，不仅如此，要”师出有名”。无论是讲效率，还是讲效果，都是如此。

小殷的第三个问题是：

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令我困惑的地方，就是关于组织到底是日渐同形化，还是异质化？如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在《关于铁笼的再思考……》一文中所述，从某一具有效率的创新行为被某一组织采纳开始，一直到出于效率的目的而采纳该行为的组织达到一定数量后，其他组织会逐渐地由于外部神话的强制性作用而采纳该行为，从而所有的组织会日渐同形化。而鲍威尔又在《拓展制度分析的范围》一文中指出，由于存在若干组织“多样性”的来源，如资源环境、产业结构等，加之组织时常面对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外部环境神话要求，组织在具体服从神话要求时的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也就是说会使组织富有异质性，如此便似乎与组织的同形化趋势产生了矛盾，我的疑问是，该矛盾是语义概念上的，还是确实存在的矛盾？若是后者，应当如何解释和解决？

博友111的看法是：

关于异质性与同质性问题，我想他们的理论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鲍威自己说是拓展他自己。请看，“我们关于这个过程（同形）是如何展开的看法，可以归纳如下：“进行理性决策的组织行动者，会在其周围建构一种将在以后的岁月中限制其进一步变迁的能力的环境”。在这一看法中，制度性同形对于人们的行动来说，多少表现出一种外在性，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限制来源。然而我们忘记了强调每一种限制形式在很多方面也是一种使能形式。当它们在限制或否定一种可能的机会的同时，又会提供另一种可能的机会。我们认为，实践行动理论的提出(见本书导言)，就是对这一疏忽进行重要的纠正。”可见，他的修正是，宏观结构是一种限制的同时，也可是一种“使能”，这样似乎导致了多样性。不过为什么同样的结构限制对于不同的组织具有不同的使能，他似乎也没有说及。但他试图借用实践行动理论来说明问题，而实践行动理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克服了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实践行动理论并没有把行动者的能动性的根源归于工具理性，而是归于惯习对于行动的生成作用，而惯习似乎又是客观结构与主观能动因素的统一。总之，他借用实践行动理论来证明多样性，似乎与其新制度主义合法性逻辑是一致的，而没有借用工具理性的逻辑。他从他所坚持的逻辑出发，分析了引起这种多样性的内部原因，但他更多的是分析其外部原因。关于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矛盾性断言，只是一种表面的矛盾，实质都坚持了该新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因此其理论本身虽然在拓展，也只是一种拓展，而没有发生自我的全面否定，实际上是做到了逻辑一致的。况且现实生活这两种情况确实是同时存在的。

我的看法是：

 如同安索夫所说，战略是组织对环境的识别和反应。正因为如此，才有异质性。或者说，这样的异质性才有意义。

这样看来，研究组织和战略问题的理论需要将合法性理论和战略选择理论结合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中国管理学者可以超越美国管理学者吗？

       我认为，完全可以，我们的古老传统文化和生存方式终将为全世界所接受，我们中国人自己走过的路，从来就不是按照美国人设计的路走出来的。世界上最笨的民族行为，是理想化地看待资本主义，然后照搬，然后被人欺负或者玩耍了，还要'thank you very much'.比如，-----。

社会学不同于经济学，经济学强调的是理性演绎，而社会学强调对社会现象的解释。通过对新制度主义一些理论的学习，使我可以从理论的角度看待某些社会现象。现在我试着用新制度主义的一些理论解释汶川地震中的企业捐款行为。

一、合法性和效率

迈耶和罗恩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一文开创了组织社会学领域中的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的中心命题是强调合法性机制在组织结构内部以及在组织与环境互动中的作用。长期以来，认为观察到的组织现象是组织追求效率的结果。但是迈耶和罗恩的文章提出了与效率机制不同的合法性机制，认为组织不仅追求适应所处的技术环境，而且受制于制度环境；许多组织行为不是为效率所驱使，而是源于各种组织在当代社会中追求合法性以求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也解释了这次地震以后大企业纷纷捐款的行为。

中国向来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这种传统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约束着企业的行为。这次地震后企业纷纷捐款行为就是追求自己的合法性，如果不捐款或者捐款数额与企业能力不相符的话，那个企业就会被认为缺乏道德的，缺乏存在的合法性的，一旦企业被大家认为缺乏合法性的话，那将影响它的绩效。万科在地震后捐了200万以及王石“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言论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抗震救灾”这种制度环境下被认为是缺乏合法性的。有一部分人为王石辩护，认为王石作为一个企业家要考虑企业的效益、广大股东的利益，但是他们没有明白合法性和效率的关系，企业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如果企业被认为缺乏合法性的那将影响企业的效率，企业只有在合法性的前提下追求效率才是正确的选择。万科在王石的那番言论以及地震当天只捐200万的行为被国民认为是缺乏合法性，广大网民就站出来批判万科和王石，广大网民就要求王石下野，号召抵制万科，不买万科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万科急了、王石急了，5月21日万科发布广告宣布公司以1亿元资金参与四川地震灾区重建，5月22日王石为自己的言论公开道歉。王石们以及他的辩护者可能没有明白企业合法性和效率那个更重要，企业一旦被国民贴上了缺乏社会责任的标签，那么企业就是被认为缺乏合法性的，国民会摈弃该企业，因此企业的生存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更谈不上效率了。企业要发展首先要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企业要考虑的第一要素。

二、组织的趋同性

迪马乔和鲍威尔在《铁的牢笼新探索：组织领域的制度趋同性和集体理性》一文中提出了组织趋同性问题，这篇文章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推进。迪马乔和鲍威尔提出了组织趋同性的三个机制：第一是强制性机制，即制度环境通过政府法令或法律制度强迫各个组织接受有关的制度和管制；第二个机制是模仿机制，即各个组织模仿同领域中成功企业的行为和做法；第三个是社会规范机制，即社会规范对组织和个人所扮演角色或行为的约束作用。正是这些机构的作用，我们常常观察到同一制度环境下组织行为有趋同的趋势。

迪马乔和鲍威尔的组织趋同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5.12大地震后为什么各个企业都纷纷捐款捐物行为。这次地震后各个企业积极捐款捐物帮助四川灾区的行为主要是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这两个机制在起作用。首先是模仿机制，这次地震后首先捐款捐物的企业，媒体给予他们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们有社会责任感，在国民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其他企业看到捐款捐物能够树立企业形象也先捐款的企业。第二社会规范性机制，“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是被国民高度认可的社会规范，如果企业不捐款捐物的话，那么企业就会被认为缺乏合法性的，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企业不能不捐款。强制性机制在企业纷纷捐款捐物行为并没有起作用，国家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法令和法律要求企业必须要捐款捐物。

三、合法性机制的测量指标

托尔波特和朱克在《正式组织结构变革的根源：1880—1935年公务员改革的扩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是：一个制度被“广为接受”，成为事实后就会转化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力量，迫使其他组织采纳接受。合法性机制和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

托尔波特和朱克这一实证思路可以用来接受企业应该捐多少才是合适？现在网络的发达，以及实时的捐款捐物排行榜的出现，使广大国民对每个企业捐了多少钱以及各个企业捐款差距一目了然。如果同一规模的企业大多数都捐了1000万的话，那么捐1000万就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因此如果同等规模的一个企业只捐200万的话被国民认为缺乏合法的，在这种合法性机制的压力下，企业会追加捐款。这也解释为什么这次地震捐款活动中，很多企业在初次捐款后还纷纷追加捐款的行为。一个企业捐多少才是合法在于该企业的捐款数目是否达到了“广为接受”的数目，如果没有达到“广为接受”的数目，即使企业已经捐了款还是会被认为缺乏合法性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是否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是合法性机制而不是效率机制在起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制度环境强迫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周裕华）

                                                                                鸡血暴民

                                                            发表于 2008-06-18 12:23:22

今年6月5日是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请来的演讲嘉宾是《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女士。

她的演讲题目是《失败的好处和想象的重要性》（The Fringe Benefits of Fail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Imagination）。我读了一遍讲稿，觉得很好，很感染人。

她几乎没有谈到哈里波特，而是说了年轻时的一些经历。虽然J·K·罗琳现在很有钱，是英国仅次于女皇的最富有的女人，但是她曾经有一段非常艰辛的日子，30岁了，还差点流落街头。她主要谈的是，自己从这段经历中学到的东西。

去年的演讲嘉宾是比尔·盖茨，我翻译了他的演讲，影响挺大。今年，我只翻译了一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找到全部原文和视频。

二、

她首先回忆了自己大学毕业的情景：

I was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I wanted to do, ever, was to write novels. However, my parents, both of whom came from impoverished backgrounds and neither of whom had been to college, took the view that my overactive imagination was an amusing personal quirk that could never pay a mortgage, or secure a pension.

当时，我只想去写小说。但是，我的父母出身贫寒，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们认为，我那些不安分的想象力只是一种怪癖，根本不能用来还房贷，或者挣来养老金。

They had hoped that I would take a vocational degree; I wanted to study English Literature. A compromise was reached that in retrospect satisfied nobody, and I went up to study Modern Languages. Hardly had my parents’ car rounded the corner at the end of the road than I ditched German and scuttled off down the Classics corridor.

他们希望我再去读个专业学位，而我想去攻读英国文学。最后，达成了一个双方都不甚满意的妥协：我改学外语。可是等到父母一走开，我立刻报名学习古典文学。

I cannot remember telling my parents that I was studying Classics; they might well have foun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on graduation day. Of all subjects on this planet, I think they would have been hard put to name one less useful than Greek mythology when it came to securing the keys to an executive bathroom.

我不记得将这事告诉了父母。他们可能是在毕业典礼那一天才发现的。我想，在全世界的所有专业中，他们也许认为，不会有比研究希腊神话更没用的专业了，根本无法换来一间独立的宽敞卫生间。

I would like to make it clear, in parenthesis, that I do not blame my parents for their point of view. ... I cannot criticise my parents for hoping that I would never experience poverty. They had been poor themselves, and I have since been poor, and I quite agree with them that it is not an ennobling experience. Poverty entails fear, and stress, and sometimes depression; it means a thousand petty humiliations and hardships. Climbing out of poverty by your own efforts, that is indeed something on which to pride yourself, but poverty itself is romanticised only by fools.

我要申明，我并不责怪父母。……他们只是希望我不要过穷日子，我不能批评他们。他们自己很穷，我后来一度也很穷，所以我很理解他们，贫穷是一种悲惨的经历。它带来恐惧、压力、有时还有抑郁。它意味着许许多多的羞辱和艰辛。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贫穷，确实让人自豪，但是只有傻瓜才会将贫穷本身浪漫化。

接着，她谈到了自己那些最悲惨的日子：

A mere seven years after my graduation day, I had failed on an epic scale.

我毕业后只过了7年，就失败得一塌糊涂。

An exceptionally short-lived marriage had imploded, and I was jobless, a lone parent, and as poor as it is possible to be in modern Britain, without being homeless. The fears my parents had had for me, and that I had had for myself, had both come to pass, and by every usual standard, I was the biggest failure I knew.

短命的婚姻闪电般地破裂，我还失业了，成了一个艰难的单身母亲。除了流浪汉，我是当代英国最穷的人之一，真的一无所有。我父母对我的担忧，我对自己的担忧，都变成了现实。用平常人的标准，我是我所知道的最失败的人。

That period of my life was a dark one. I had no idea how far the tunnel extended, and for a long time, any light at the end of it was a hope rather than a reality.

那段日子是我生命中的黑暗岁月。我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走多久，很长一段时间中，我有的只是希望，而不是现实。

但是，J.K. 罗琳认为，没有那段日子的失败，就不会有后来的她。

So why do I talk about the benefits of failure? Simply because failure meant a stripping away of the inessential. I stopped pretending to myself that I was anything other than what I was, and began to direct all my energy into finishing the only work that mattered to me.

为什么我说失败是有好处的？因为失败将那些非本质的东西都剥离了。我不再伪装自己，我找到了真正的我，我将自己所有的精力，投入完成对我最重要的唯一一项工作。

Had I really succeeded at anything else, I might never have found the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in the one arena I believed I truly belonged.

要是我以前在其他地方成功了，那么我也许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决心，投身于这个我自信真正属于我的领域。

I was set free, because my greatest fear had already been realised, and I was still alive, and I still had a daughter whom I adored, and I had an old typewriter and a big idea. And so rock bottom became the solid foundation on which I rebuilt my life.

我自由了，因为我最大的恐惧已经成为现实，而我却还依然活着，依然有一个深爱着的女儿，我还有一台旧打字机和一个大大的梦想。我生命中最低的低点，成为我重建生活的坚实基础。

Failure gave me an inner security that I had never attained by passing examinations. Failure taught me things about myself that I could have learned no other way. I discovered that I had a strong will, and more discipline than I had suspected; I also found out that I had friends whose value was truly above rubies.

失败使我的内心产生一种安全感，以前通过考试也没有的安全感。失败让我看清自己，以前我从没认识到自己是这样的。我发现，我比自己以为的，有更强的意志和决心。我还发现，我有一些比宝石更珍贵的朋友。

You will never truly know yourself, or the strength of your relationships, until both have been tested by adversity. Such knowledge is a true gift, for all that it is painfully won, and it has been worth more to me than any qualification I ever earned.

只有到逆境来临的那一天，你才会真正了解你自己，了解你结识的人。这种了解是真正的财富，虽然是用痛苦换来的，但是它比我以前得到的任何证书都有用。

在演说的下半部分，她还谈了毕业后在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伦敦总部的第一份工作。这部分内容也很精彩，不过我就不翻译了，大家可以去看原文。

三、

我要重点谈的，是演说的结尾部分。

一般来说，在演讲结束时，嘉宾将对毕业生提出期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场合，几乎所有嘉宾，都没有说“祝愿同学们取得个人成功”，而是说“希望同学们努力去减轻人类的苦难”。

比尔·盖茨去年说：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J.K.罗琳今年说：

the fact that you are graduating from Harvard suggests that you are not very well-acquainted with failure. You might be driven by a fear of failure quite as much as a desire for success. Indeed, your conception of failure might not be too far from the average person’s idea of success, so high have you already flown academically.

你们是哈佛毕业生的这个事实，说明你们并不很了解失败。你们也许极其渴望成功，所以非常害怕失败。说实话，你们眼中的失败，很可能就是普通人眼中的成功，毕竟你们在学业上已经很成功了。

But how much more are you, Harvard graduates of 2008, likely to touch other people’s lives? Your intelligence, your capacity for hard work, the education you have earned and received, give you unique status, and unique responsibilities.…… That is your privilege, and your burden.

但是，所有各位哈佛大学2008届毕业生，你们对其他人的生活了解多少？你们的智慧、你们的能力、你们所受的教育，给了你们独一无二的优势，也给了你们独一无二的责任。……你们的优势就是你们的责任。

If you choose to use your status and influence to raise your voice on behalf of those who have no voice; if you choose to identify not only with the powerful, but with the powerless; if you retain the ability to imagine yourself into the lives of those who do not have your advantages, then it will not only be your proud families who celebrate your existence, but thousand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whose reality you have helped transform for the better.

你们要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那些被忽略的人们说话；你们不仅要看到那些有权有势者，也要看到那些无权无势者；你们要学会设想，那些条件不如你们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那样的话，不仅你们的亲人们将为你们感到自豪，而且千千万万的人们将因为你们的帮助而生活得更好。

We do not need magic to change the world, we carry all the power we need inside ourselves already: we have the power to imagine better.

我们不需要改变世界的魔法，我们自己的体内就有这样的力量：那就是我们一直在梦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来源：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8/06/remarks_of_jk_rowling_in_harvard_commencement_2008.html

 在阅读完制度化组织的两篇开山之作之后，我从企业生命周期出发，试图解释其中的组织同构现象，同时提出制度变革中的一些问题。首先，假设一个企业进入一个新兴的市场开展业务，随着业务的开展先进入者发展壮大，同时有新进入者产生，但是先进入者始终保持着竞争优势，是行业中的龙头老大，他能够制定行业规则和行业标准，后进来的企业需要遵守行业规范，同时也会学习他的企业管理经验，假设到这里结束。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企业异质性和组织同构之间并不矛盾，可以说是企业的异质性为之后的同构现象提供了机会，如果一开始组织完全一样就没有趋同性了。对于首先进入的企业来说，他具有的先进入者优势体现在哪里，我认为RBV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可以解释一部分，如果用资产专有性来解释就是企业占有资产专有性高的资源，从而形成其竞争优势。

其次，当行业有利可图时，更多的企业会选择进入（这里忽略资产专有性和易得性，假定后进者都可以获得关键资源和技术），而这些企业根据异质性的假设，无论在资源上还是制度上都是不同的，但是先进入者会利用其先入为主而形成的印象、或者国家核定的知识产权制造进入壁垒，比如制定行业标准、将其产品符号化作为行业的标志等等，这时先入者的一部分制度模式在这一行业中被当作合法性的标志，后进入者必须模仿先进入者的制度模式以获得在环境中生存的合法性。如果先进入者的内部制度能够保证其绩效水平较高的话，这时这种制度模式会被后进入者或者已经进入但是绩效水平不高的企业模范。

这里我想要强调个体在制度规范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认为个体在组织规范化过程中的重要媒介。现代企业是知识和信息的集合体，制度也是作为一种知识内嵌在组织中，正式的制度是外显的知识，非正式的制度是内隐的知识，然而无论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知识都随着人员的流动而流动，还是拿上面所举的例子来说，如果先入者企业中的一名员工跳槽到后进者企业中，必然会将先进者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操作流程带入新企业，这些知识被带来时是内隐的，而作为后进者的企业需要将这些内隐的知识外显化，进而嵌入到自身的知识系统中去，即学习，而这种外显的能力是吸收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很明显可以看出员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媒介的作用，作为知识的载体，促进组织环境制度化、组织结构规范化。

从上面的分析能够看出，在某一时点或者某一时间段上存在一种最优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会影响其所处环境，促使环境形成同形的制度，使环境制度化。假设高度制度化的情景出现，使得同在一个组织场域中的组织必须保持与环境的一致以获得合法性，但是从一个生产模式或者组织环境中抽离的制度模式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组织环境，这会导致组织的绩效目标与制度环境目标之间的冲突（这里是考虑了一种制度化过程），有学者给出了调和这些冲突的方法，即忽视短期绩效目标，建立信心和忠诚逻辑。这是假设高度制度化的情景不可侵犯，但是这种高度制度化的环境是否会受到组织的挑战，当组织按照环境制度采取同形之后并不能获得长期组织绩效时，组织会放弃同构获得的合法性而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那为什么原本可以保证组织长期绩效的制度环境不再有效，这种制度变革的具体分析等等，这一部分的文献我还没有读到，需要进一步的阅读化解这些疑问，或者郭老师能否在课堂给与讲解。   （文 by 刘婷）

一、合法性与绩效

在《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一文中，作者提出的合法性和技术活动绩效要求之间的这对结构性矛盾。作者偏爱制度化神话的正式结构与在生产技术活动上有效的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仪式活动对各种规则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对绩效的影响却不那么重要。对于只一点我感到十分困惑，两者之间真的是矛盾对立的吗？对于作者的提法，个人认为作者是静止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站在组织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对于合法性的追求无疑也是组织维持自身绩效的一个手段，只是作者认为如果采用仪式性的正式结构可能不利于绩效在这一时刻的最优化，但是这种组织取得了合法性的认可就可以使得组织在环境中的生存，源源不断的取得资源来保证绩效的取得，尽管这种绩效可能不是最优的，但是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读到《拓展制度分析的范围》一文时，对于前面的困惑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鲍威尔在文中提到了组织场域生命周期的观点，其认为在组织的青年时期，效率特征起主导作用，而在成熟时期，“制度性同行主义”支配着组织的生存。在这一观点下，前面存在的矛盾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刚成立的组织之所以可以采用效率导向，原因有二：一是他与社会环境的交互还相对简单而且关系网络较单一，合法性对其来说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二是他们在发展初期需要获取组织壮大的足够动力与资本，在社会关系相对单一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自身绩效的提升来实现发展。到了成熟期，随着与环境交互的增加，合法性组织发展就更为必要了。可以以现实企业为例来说明，在发展初期，企业可能以一种纯绩效导向，如采用分权管理，放手搞活生产力，应对市场环境与技术进步而灵活变革，甚至是牺牲公共利益，如对环境的污染，从而不会从用一种仪式神话式的结构，而随着企业发展，在进入成熟期的时候，比如如果一个企业要申请IPO，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它首先必须采用制度化正式的结构，如引入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消除企业不良债务与不良行为来得到评审机构的合法认可。

二：同质还是异质？

三篇文章中都对组织同质异质的问题有具体讨论：一是《关于“铁笼”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强制，模仿，与规范三个机制导致了组织的同行变迁；二是《制度理论的剖析》中斯科特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结构化程度越高的组织环境中，组织的形式会更加多样化，他认为制度环境并非只有一种理性形式，而是有多种理性形式，而且强调了行动者的能动作用，斯科特认为行动者不仅会利用不同类型的影响机制，还会影响不同类型目标的确定和实现；三是鲍威尔在《拓展制度分析的范围中》提到资源环境，产业结构与组织政府的关系差异，职业与专业项目的多月变化等原因导致了组织多样性。

个人认为后两者提出的多样性的观点并不是来否认第一篇中的观点，斯科特认可了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提出行动者的能动性所在说明组织结构往往是外生制度与内部选择结合的产物。而至于第三篇中鲍威尔对于多样性来源的论述实际是在第一篇的基础之上的，其本人实际也是《关于“铁笼”的再思考…….》一文的作者之一，我认为他的论述是只是在承认强制，模仿，规范三个机制作用的前提下，对三个机制进行了更为深层次的分析，以避免其他学者对于产生绝对同质的看法，他这里提到的多样化应该是相对同质基础上的绝对异质的表现。

易军

今天有幸拜读了迈耶先生的《制度化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组织结构》一文，文章主要探讨了作为正式组织的构成元素——理性制度化的“神话”（myth）对正式组织形成的作用以及组织活动对组织类型的决定作用。在文章的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疑问和想法。现分述如下：

首先是myth，这个词在阅读中一直是个不解的概念。根据文章中的论述来说，这个词似乎更倾向与指制度化的结构元素，结构单元一类的元概念，但是文中又把神话与制度化的结构单元区别开来。这样在理解的时候，觉得很难给它一个稍微确切一点的定位或者画个圈给它。如果把它当成结构元，那么在文章对myth和制度化的结构单元相区分的时候，概念就会发生冲突；如果把myth当成比结构元稍微高一层的概念——即结构元的某些组合，当然是有机的组合，那么这与组织的概念就没多大区别了。在文章的阅读中，这个疑惑一直存在着，读完全文也没能准确点的给出它的范围，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讨论下这个概念，也获得较为准确点的意义。

其次在迈耶先生讨论“理性制度化神话”来源的时候，提到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科层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中的理性神话的扩散而导致的，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整个现代制度系统的演化”。这个观点将社会制度化的过程认为是一个由制度化神话——>制度化组织——>制度化系统这样一个逻辑过程进行的，并且这个过程各个阶段之间都存在着交互作用。对这一过程我是认同的。去年，阅读过李维森教授的《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一文，该文的主要观点也是认同的制度化过程是一个由习惯——>惯例——>习俗——>制度化的过程并且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尽管会有新的习惯法产生,并对旧有的制度产生冲击,但其交互的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对此过程我是认同的,但是关于哪些”神话””惯例”会成制度,哪些采纳了”神话”的组织会留下来,迈耶先生认为”绝对的无条件的规则”(就是指神话,制度等)与”绩效逻辑”发生了冲突,言下之意是神话跟绩效,跟效率是是冲突的,换句话说,他认为神话的选择跟效率不仅是没关系,甚至是冲突的,并且在文中给予了一个小节加以论述.对此,学生有不同的看法.基于经济学的分析认为,组织存在是靠的收益大于成本,即效率.一个没有效率的组织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科斯教授的《企业的性质》一文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尽管迈耶先生也认识到了组织的制度化跟组织的长期绩效之间有一致性的一面，但是他的结论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任何修正。那么迈耶先生认为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神话的去留呢？在文中，给出了3个来源，或者说决定因素：一是关系网络，一是集体化程度，一是地方领导。在这些的论述里，迈耶先生并没有给予详细的说明这些神话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以及被制度化带来的合法性对组织的意义。只是笼统的说明了一下，3个来源会影响神话的产生和去留。所以，对迈耶先生认为的制度化过程与效率无关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一点，组织活动的作用。迈耶先生将组织以生产组织和制度化组织为两极，结合与组织活动的关系密切程度来对关系还是制度进行取舍。在文中，迈耶先生给出了解决制度化与绩效矛盾的几个方案：如：脱耦，信心和忠诚逻辑，仪式监督和评估等。对于组织活动在进行关系和制度抉择中的决定作用我是认同的，然而迈耶先生对与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的观点我略有微词。从迈耶先生给出的几个方案来说，他所占的立场就是，效率和制度化是不搭边的。在研究的启示中，他说“以效率评估为基础的…组织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而……制度化的组织……更有可能生存下来。”所以很清楚的看出，迈耶先生是不认同效率的作用的。对此，我比较赞同鲍威尔的观点，制度化的过程一样是个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过程，而作出选择的恰恰就是效率，尽管这一效率不一定以经济效率来衡量。

本文的观点难免片面、主观，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文：李文志）

这些天对《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一书进行研读，其中《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化与仪式的正式结构》、《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两篇奠基性的文章印象深刻，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制度化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在讨论一个问题——组织的制度化，但角度却截然不同。

第一篇文章主要从制度化的形式角度来阐述，偏向于静态分析。作者迈耶认为组织的制度化是一种仪式性的神话，所谓“神话”“仪式”，在这里我理解为规范、标准或形式主义等，这些名词并不是直接从企业利润最大化出发，这似乎将“制度”与“绩效”放在了矛盾的对立面上，制度是为了合法性，而绩效是为了生存发展，两者目标的不同导致了“结构性的矛盾”，于是该文最后就提出了解决“制度与绩效的冲突”的方法——脱耦、信心与忠诚逻辑、仪式性的监督与评估，即使组织结构与活动保持一种松散耦合的状态。从这一点看，制度化的过程似乎与企业的盈利目标相违背？但制度经济学中的观点是“企业的良好运作必然有良好制度作为保证。这样看来，两种观点是否有所违背呢？

第二篇文章主要从制度性同形化变迁的角度来阐述，偏向于动态分析，并且强调“同形化”这一结果。作者建立了组织场域的概念，并指出组织的同质化关键在于“同形”，“同形”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形式上趋同，实质上就是指制度上的规范趋同。在作者鲍威尔的论述中，组织的制度化同形并没有将“制度”与“绩效”对立起来，他只是提到“每一种制度性同形的过程，都可能并不会促进组织的经济绩效。但是如果组织的绩效增强，常常是因为组织与其所处场域中的其它组织的同形而获得了回报”，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明显要比第一篇文章中的论述完善很多。也许是由于两者对“制度”的理解不同，前者从形式入手，后者从机理入手。

启示：组织制度化的过程是为了达到合法性，造成这种制度化同形的原因有：强制、模仿、规范等，而这种合法性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尚不确定，有可能正相关，也有可能负相关，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从而为解释企业社会责任（CSR）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2，制度化与同形化

制度化与同形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制度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即指一种理性、规范、结构或观念的形成、推广、影响等，包括组织对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等各方面。但是，同形化的概念范畴相对狭小，仅仅从结果出发，因为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同形化（至少这两篇文章的论述是这样的结果），而且同形化仅仅强调在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通性（即：组织场域的分析观点）。

第一篇文章没有很好的全面分析结构与制度环境同形，这恰恰在第二篇中得到很好的解决。两篇文章都花了较大的篇幅分析了制度化（同形化）的来源，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制度化与同形化的原因竟然如出一辙。第二篇文章中的强制性同形化，模仿过程，规范要求均在第一篇文章中的改变正式结构、采纳外部评估标准、稳定化、组织的成功与生存等上面得到体现。事实上，两者都强调了组织对环境的适应，希望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达到与环境的制度同形化。不论这种互动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为了实现环境与自身的同形化，以获得合法性和必要的资源。可见，制度化是一种过程，而同形化是一种结果（目的）。

3，一个实际问题的讨论

在第一篇文章中，制度化的神话与经济绩效的对立，而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作者提出脱耦的处理方法（P62）：（1）鼓励组织外的专业主义；（2）组织目标空泛化；（3）回避整合过程，监督评估仪式化；（4）人际关系变得重要；这种处理方法实质就是将业务（绩效）与形式主义（制度）相脱离，各行其道，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处理方法，也是一种妥协的处理方法。

在如今的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大学、医院等非赢利组织恰恰不正好就是这样运作的吗？试问当今大学的目标是什么？我想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的大学要搞“教育产业化”，希望“生产学生”以多赚钱，而大学的本来目的却是生产知识，进行科研，搞学术自由化。既要经济利益，又要寻求良好的学术名誉。于是学校试图回避学生成绩和科研能力的评估，即使教育部进行评估，也仅仅停留在形式主义上，形式与业务完全脱离，行政与科研完全脱离。但这种机制至今仍然还在中国继续运行，我们看到的是教育质量的下降，学生就业压力的加大等种种恶果；我想郭老师曾经在博客中写过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地方政府“经济人化”，导致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的脱耦。很多部门都在做他们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职能错位，“宣称的”与“所做的”严重脱钩。那么这种“脱耦”的处理方法是不是真的有效呢？是不是这些机构暂时的运作良好就代表“脱耦”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呢？有没有更好的积极解决方案呢？

（文：李燃）

在读梅耶的那篇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的奠基性论文《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时，产生三个问题。在后面阅读其他文献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一并写出来，与大家讨论。

1、组织理性的正式结构有两个来源，社会关系网络与理性化的制度要素（文章图2.1）。读的过程中很奇怪为什么不探讨“关系”的影响呢？后来才反应过来，梅耶的开创性即在提出了制度因素对组织的影响，关系是传统的组织理论多为关注的方面，即认为组织的正式结构是协调与控制与现代技术或工作活动相关的复杂关系网络最有效的方式。那么，“关系”反映的应该就是技术环境，传统理论对技术的重视。

2、梅耶说，“一个组织既可能与其边界外的环境进行相互的交流，也可能在自身组织结构内模仿环境要素。然而，正如下文所示，对于组织内部过程而言，这两种解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p52）根据上文，这两种组织与环境同形的解释，一是同形是出于正式组织在技术和交换上的相互依赖，而使其与所处环境日益协调和一致；二是组织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制度环境的一部分，是一种有边界的理性的建构。在下文中，我并没有找到明确的“两种解释不同的含义”，也一度感到很困惑。通过反复阅读，认为这两种解释都不是文章的重点，第一种解释依旧是对关系、技术环境、绩效的重视，第二种解释强调绝对的无条件规则（制度），而忽视了环境的作用。其实“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同时嵌植于关系与制度背景之中的”，但是这样就带来了制度与绩效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梅耶提出两个解决办法，脱耦与信心逻辑。

3、绩效与制度。梅耶认为脱耦和信心逻辑可以解决冲突，但是这对企业的绩效到底有没有好处呢？梅耶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组织结构会妨碍组织活动遵守绩效标准，并产生无效率。但是，这样的组织结构又使成员忠诚的行事，可以促进组织长期绩效的最大化。”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很令人信服。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每一种制度性同形过程（强制性同形、模仿性同形、规范性同形），都可能并不会促进组织内部的经济绩效。但如果组织的绩效增强，常常是因为组织与其所处场域中的其他组织的同形而获得了回报”，这种不绝对的说法好像有道理，但还是令人困惑。

最终我意识到，困惑的由来在于，我受到很多现有的管理研究的影响，一向将绩效视为衡量组织的唯一标准，考量某种管理方式时，最终关注的总是，这种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绩效吗？但是，梅耶提醒了我们，绩效不是衡量组织的唯一标准，不是维持组织生存发展的唯一因素。制度，组织的合法性是与绩效并肩而立的又一因素。正式组织应平衡绩效与合法性两方面，忽视任何一方都可能带来生存危机。是否还有第三种因素，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将组织的合法性纳入考虑，而不仅仅是关注绩效，无疑前进了一大步。

其实总体来说，通过反复阅读梅耶的论文，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为一点认识，那就是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共同影响了组织的生存发展。传统研究只重视技术环境，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发现了制度的重要性，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

                                                   （郗静）

这个星期阅读了《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一书中的一些经典文献，对组织理论中新制度主义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希望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解答。

首先，在阅读《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一文后，我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对于组织，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有了更大角度的见解。作者在文章开篇中提到，“大多数的正式结构，明显体现了其制度化环境的神话，而不是其自身技术性活动的要求”。初读到这句话，令我大吃一惊，平时习惯于理性思考的我一时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随着阅读的继续和对理论的深入了解，那些制度主义的理论家们逐渐向我展示了一个看待组织的全新角度，我逐渐体会到了该角度的价值所在。

但是，尽管对于组织适应制度化环境神话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强，我心中依旧存在着疑问：难道对于组织来说，适应所谓的“外部环境神话的要求”，真的比提高自身的效率更为关键吗？我承认，对于绝大部分的公益组织、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来说，适应外部神话的要求对于其获得认同，从而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十分关键，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对于以现代企业为代表的盈利组织呢？就我目前已经阅读的文献来看，似乎理论家们除了反复强调适应外部神话对盈利组织同样重要以外，都没有能够给出十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此为一。

其二，组织在服从外部环境神话的同时，必定会与其提高自身效率的技术性活动产生矛盾，梅耶称此为“结构性矛盾”，随后他列举了两条解决此矛盾的方法：（1）脱耦。即结构要素与活动、结构要素彼此之间的不相关。此点赞成，因为在现实世界中的实例随处可见。（2）信心与忠诚逻辑。即通过回避监督、审慎行事、忽略反常来维持组织正式结构的机制，组织对面子的顾及支持了“人们在各司其职”这一假设。我认为，此处的分析具有浓烈的理想色彩，其建立在一种类似于“人性本善”的理论前提下，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对于短期利益的追求。

这里我想谈一下我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看法。首先，我同意斯科特在《制度理论剖析》一文中对于组织环境的分析，他没有将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视为简单的两分法，而是两个一定程度上独立的组织环境沿之变化的维度。即没有绝对的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有的只是具体的，制度、技术程度各不相同的组织环境。因此必定会存在技术要求不高，而制度要求很高的环境，处于这样环境中的组织（例如医院），服从外部环境神话的动机必定十分强烈。相反的，同样也会存在技术要求很高，制度要求不高的组织环境（例如某些完全竞争市场，这样的情况并不比前者少见，甚至可能更多），我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效率对于组织的意义可能比服从外部环境神话更大。所以，我认为，在认识到，并承认服从外部环境神话对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的前提下，不能一概而论“大多数的正式结构，明显体现了其制度化环境的神话，而不是其自身技术性活动的要求”。

我的观点是，大多数的组织是效率导向的，即大部分的组织活动是围绕着提高组织的效率展开的，而服从外部环境神话的确可以为组织带来合法性和一定的资源，因此也不能为组织和理论家所忽视。另外，我认为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采用的是一种“宏观——宏观”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微观基础，这使得理论的说服力受到了损失。

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令我困惑的地方，就是关于组织到底是日渐同形化，还是异质化？如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在《关于铁笼的再思考……》一文中所述，从某一具有效率的创新行为被某一组织采纳开始，一直到出于效率的目的而采纳该行为的组织达到一定数量后，其他组织会逐渐地由于外部神话的强制性作用而采纳该行为，从而所有的组织会日渐同形化。而鲍威尔又在《拓展制度分析的范围》一文中指出，由于存在若干组织“多样性”的来源，如资源环境、产业结构等，加之组织时常面对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外部环境神话要求，组织在具体服从神话要求时的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也就是说会使组织富有异质性，如此便似乎与组织的同形化趋势产生了矛盾，我的疑问是，该矛盾是语义概念上的，还是确实存在的矛盾？若是后者，应当如何解释和解决？

上篇博客援引了“南方周末”的文章，该文主张少来点鲁迅和柏杨的自我审视，多讨论些制度建设问题。因为，凡是人，都有“人格缺陷”。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我们不应该老是停留在痛苦的自我审视中，而应有所作为。

此说，有道理也，我在博客中也加以附和，希望网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对民族性的自我批判该告一段落了。另外，也不要在公平正义占主流的时代背景下，别再搞什么误导年青人的“企业家崇拜”了。

但是，真的要搞制度建设，并非那么容易。

其中，最为有意思的地方是，制度建设需要怎样的指导思想？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表示，制度建设还是要和思想解放结合在一起。

恕我直言，现在的思想解放，恐怕与我们每个人（无论官民）的自身思想解放——自我思想调适直接有关（我就不用自我审视这个词了）。即，这次的思想解放，与每个人都有关，大家都要学会在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学会做出自我选择，而党和政府可以因势利导，在呼唤公平正义的时代强音中，有些实质性的进步。

下面，我想通过一个讨论来加以说明。

凡是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事，往往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中国的事，往往又是“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

于是乎，产生了一对矛盾：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Vs. 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

如何解释？

这里，先来说，“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这档事。这通常指，“应该做的事情，过去没有去做，现在要去做”。比如，外国已经如何如何，中国基本没有，因此要赶快去做。又比如，理论界、舆论界、社会或者网民所批评的那些事情，尽管各自的角度不一样，有的说的很有道理，有的只是乱骂一通，实际上指向都是一回事（大家相互间又在指责，比如，张三可以这样说李四，说话都是很漂亮的，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但如果政府采纳了，则往往不是走过场，就是荒腔走板。找找原因，你会发现，越做到深处，涉及到的人和事越是复杂。于是，考虑来考虑去，所实施的方案和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

再来说，“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那档事。这通常指，在现有基础上做些调整或者改进。由于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改进，而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外人听起来可以说是很大地不明白——怎么会复杂到这样的程度？而里面的人则能很快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和感想，可以立马想出个对策，往往很灵光。

为什么有些事“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另外一些事却又“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呢？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首先，这与人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规范有关联。在现实中，人们讲究的是，做事既要在理，又要合情，光有理不行，还要有情；做事错了，输了理，但只要还能讲情，也可以原谅。比如，王石说了那句著名的错话后，连着道歉，最后媒体也将他多年来无声无息做的许多善事曝了光，网上的指责声也就少多了。网民中不少人开始反过来指责抓住王石不放的人，认为，抓住人的一两句话不放，这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现。

其次，这与国内改革与发展的渐进性有关联，渐进式的改革不可能为“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提供良好的实施环境，反倒为“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提供了现成的基础。这样，大家都知道，下一步可能达到怎样的水平和程度。比如，增加对弱势群体的补助额度要比马上推行大幅度提升的救济金制度可行度大得多。这样，逐步的累进发展到一定程度，情况就会发生较大的改观。

接着，我们来考察两者的特点：

“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是按照“应该”、“必须”或“要”等强调价值和道德指向来推行或实施某事的过程中，这是所谓的“在理”，其原则性强，似乎是长期目标导向；“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则是，做事的人明白，世事无绝对，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白猫黑猫都能抓老鼠，水至清则无鱼，人总是有缺陷的，凡事有利必有弊，等等。

这样看来，从人的认知水平、行为规范和制度惯性三者加以考察，“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不如“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

这样看来，这两种做事方式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两种制度建设观。从“听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入手，逐步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特别参与到和他们息息相关的制度建设中，可以形成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也符合民主化是一个渐进过程的趋势。现在的我国法律条文数量，在全世界都算得上名列前茅了，但可执行性究竟如何，仍然是个大问题。很大程度上，这许许多多的法律条文，是由精英、专家和官员制定的，老百姓参与度很差，对法律条文处于大部分人不清楚、不了解的状态，彼此间又有所冲突。

其实，这两种方式不仅是中国人的两种不同的建设观，也是外国人的两种不同建设观。这与国情没有关系啊。不但不